《金色笔记》第12章


“不错,我知道你当真。因此我就思考了你所说的那些话。你说话时很有点自负。”“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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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想是自负。我两次来看你,都跟你谈了话。我把你说过的话全部联系起来,觉得你的话听起来很有点自负,或者说蔑视也可以。”
另外两位,摩莉和理查,就坐在他们背后,一边笑着,一边抽着烟。他们成了局外人,相互交换着眼色。
安娜这时只想着这位男孩对她的一片诚意,于是下决心将她的老朋友摩莉撇在一边,至少暂时如此。
“如果我的话听起来带有蔑视的意味,那么,我想我当时一定没有把话解释清楚。”
“是的。这表明你不那么信任人。我想你是有点害怕。”
“害怕什么?”安娜问。她觉得自己的情绪太外露了,尤其当着理查的面。她的喉咙变得又干又痛。
“孤独。不错,我知道这话在你听起来有点滑稽:与其为了摆脱孤独去结婚,你宁可选择孤独。但我指的是另外一层含义。你害怕写你所感受到的生活,因为那时你也许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暴露的地位。你得暴露你自己,你会感到孤独。”“哦,”安娜有气无力地说,“你是这样想的吗?”
“是的。如果你不是害怕,那就一定是蔑视。当我们谈到政治问题时,你说过,在你还是一个共产党人时你就懂得了一个道理:最可怕的事莫过于政治领导人不讲真话。你说,任何一个小小的谎言都能扩大为谎言的泥沼,从而毒化一切———你不记得了吗?你当时对此谈了很长时间……你是在说到政治问题时说这个话的。你为自己写书,但没有人能读到它。你说世界上许多书都锁在抽屉里,那些书都是为作者自己写的———甚至在说真话很危险的国家里也不例外。你还记得吗,安娜?好了,这就是一种蔑视。”他没有正视她,只是向她所坐的方向投去认真的、阴郁的、自我探索的一瞥。他看见她脸红了,感情也被刺痛了。但他的心情已平静下来,并急切地问:“安娜,你当时所说的正是你所想的吗?”“是的。”
“但是,安娜,你确实没有想过我对你所说的一切会有所思考吗?”安娜把眼睛闭上了一会,苦涩地笑了起来。“我想我低估了———你是怎样认真地看待我的话呢?”
“那是同一回事。与对待你的写作一样。我为什么不应该认真地看待你的话呢?”
“我不知道这些日子你一直在写作。”摩莉硬是插上一句。“我没有写。”安娜赶紧说。
“你又来了,”汤姆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
“我记得曾经对你说过,我有一种可怕的厌恶感,以及无用感,心情一直为此而苦恼。也许我并不喜欢把这些情绪散布开去。”“如果安娜使你对文学事业充满了厌恶,”理查笑着说,“那我从此就再也不必跟她争论了。”
理查说话的口气显得那么虚伪,汤姆干脆不去理睬他,他只是极有礼貌地克制住自己的窘迫,径自说下去:“如果你说感到厌恶,那你一定真的感到厌恶。你为什么不假装一下呢?但关键在这里,你讲究的是责任。这也是我所感到的———如今人们相互间并不讲责任。你说过,社会主义者不再是一种道德的力量,至少暂时如此,因为他们不讲道德的责任。只有一部分人例外。你当时是这样说的,不是吗?你在自己的笔记里不断地写啊写,把你对生活的感受说出来,但你同时又把它们锁在抽屉里,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很多人会说传播厌恶感,或者无政府主义,或者某种迷惘的思想是不负责任的。”安娜微笑着说,装出一副哀愁的样子,竭力想把他的注意力引到这方面来。
汤姆即刻作出反应:闭上嘴坐了下来,表示安娜辜负了他。她跟大家一样,显然使他失望了———这从他耐心而固执的神态中看得出。他又回到了原先的状态,说道:“不管怎么样,那都是我下楼来存心要说的一些话。我准备继续无所事事地过上一两个月。这开销比起按你们的意思去上大学毕竟省得多。”“钱不是问题的关键。”摩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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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明白钱正是关键,”理查说,“等你改变了主意,打电话给我。”“不管怎样我都会打电话给您。”汤姆以他应有的礼貌对他父亲说。“谢谢。”理查简单地说,很有点不高兴。他站了一会儿,恼怒地朝两个女人笑笑说,“过几天我再来,摩莉。”“什么时候都行。”摩莉亲切地说。他冷冷地朝安娜点了点头,用手拍了拍他儿子的肩膀。后者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理查走了,汤姆也突然站了起来,说:“我要回到楼上房里去了。”他走了出去,脑袋向前伸着,一只手伸向门把手。那门只开了一半,仅容得下他的身躯:他似乎是从门缝里钻出去的。她们又听见楼上传来了颇有规则的脚步声。“好了。”摩莉说。
“好了。”安娜说,准备接受盘问。“看起来我不在时发生了许多事。”
“我对汤姆显然说了一些本不该说的话。”“也许说得还不够。”
安娜强打起精神说:“我知道你希望我跟他谈谈艺术一类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事情并非……”摩莉只是在等待,神情显得有点疑惑,甚至尖刻。“如果当它是一个艺术方面的问题来谈,那倒容易多了,是不是?那时我们完全可以就当代小说问题进行充满智慧的交谈。”安娜的声音充满了苦恼,但还是尽量装出笑容。“你那些日记里写了什么?”“那不是日记。”
“不管它是什么吧。”
“乱糟糟的东西,就这个。”
安娜坐在那里,看着摩莉扭动着她那双白嫩的手,然后绞在一起。那双手似乎在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的感情呢?———但如果你坚持要这样做,我也只好忍着。
“既然你写了一本小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应该再写一本。”摩莉说。安娜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而她的朋友的眼里早已噙满泪水。“我并没有嘲笑你。”
“你一点也不理解我,”摩莉强抑住泪水说,“虽然我自己不行,但你应该写点什么,这是我非常关心的。”
安娜差一点执拗地脱口而出:“我又不是你的附属物。”但她知道,这样的话只能对自己的母亲说,于是,到了嘴边的话就被她忍住了。安娜已经不怎么记得起她的母亲;她很早就去世了。但每逢这样的场合,她心目中总会出现某个强大的、支配他人的、她不得不与之抗争的人物形象。
“你那么恼恨某些人,我简直不知道如何同你说话好了。”安娜说。“是的,我很恼恨。我很恼恨。我所认识的那些白白浪费自己的精力的人我全都恼恨。不仅仅是你。是很多很多的人。”
“当你不在时,这里发生了一件让我觉得很有趣的事。你认识巴塞尔?雷恩吗?———我指的是那位画家。”“当然。我过去就认识他。”
“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从此再也不画画了。他说,他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这个世界太乱太糟了,艺术成了与世无关的东西。”安娜沉默了好一会,然后问摩莉,“这对你有什么触动吗?”“没有。当然,即使有也不会是从你这儿得来的。你毕竟不是光写人的情感的小说家,你写的是生活的现实。”
安娜差点又要笑起来,但她随即严肃地说:“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所讲的许多话都只是他人的回音?你刚才所说的话就是共产党的文学批评的回音———而且还是在该党最糟糕的时候提出的主张。只有上帝知道这种说法是什么意思,反正我不知道。我从来就理解不了它。如果马克思主义真的能说明什么,那它的意思是说,描写人的情感的小说应该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因为情感是社会的一种功能和产物……”她停了下来,发现摩莉脸上的表情发生了变化。“别那副样子,摩莉。你说你要我谈谈艺术,我就这样做了。我还有别的话呢。如果不那么令人沮丧,那也够吸引人的。现在是一九五七年,我们都是桥下的流水。突然间我们英国的文学界出现了一个我做梦也预见不到的现象———一大批从来与那个党没有任何关系的人突然间站了出来,好像都是他们自己经过深思熟虑似的,公然宣称描写人类情感的小说或戏剧并不反映现实。现实是什么?你听了会大感吃惊的,现实就是经济,或者就是把反对新秩序的人一排排扫倒的机关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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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表达不好自己的观点,但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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