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介亭杂文附集》第4章

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龟，画果子壳，画字纸篓，画垃圾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的道理。　
有人一知道我是写小说的，便回避我，我常想这样的劝止他，但可惜我的毒还不到这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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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作家》月刊第二卷第一期。　
〔２〕“联合战线”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３〕“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伟食”语见《庄子·列御寇》。〔４〕琪罗（ＶＧｉｒａｕｄ，１８６８—１９５３）法国文艺批评家，著有《泰纳评传》等。　
〔５〕圣·蒲孚（Ａａｉｎｔｅ－Ｂｅｕｖｅ，１８０４—１８６９）通译圣佩韦，法国文艺批评家。著有《文学家画像》、《月曜日讲话》等。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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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信　
鲁迅先生：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康缪尼斯脱〔２〕不采取退兵政策以预备再起，而乃转向军事投机。他们放弃了城市工作，命令党员在革命退潮后到处暴动，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Ｒｅｄ以打平天下。七八年来，几十万勇敢有为的青年，被这种政策所牺牲掉，使现在民族运动高涨之时，城市民众失掉革命的领袖，并把下次革命推远到难期的将来。　
现在Ｒｅｄ打天下的运动失败了。中国康缪尼斯脱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转向所谓“新政策”。他们一反过去的行为，放弃阶级的立场，改换面目，发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藏匿了自己的旗帜，模糊了民众的认识，使民众认为官僚，政客，刽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结果必然是把革命民众送交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史太林党的这种无耻背叛行为，使中国革命者都感到羞耻。　
现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无不欢迎史太林党的这“新政策”。这是无足怪的。莫斯科的传统威信，中国Ｒｅｄ的流血史迹与现存力量——还有比这更值得利用的东西吗？可是史太林党的“新政策”越受欢迎，中国革命便越遭毒害。　
我们这个团体，自一九三○年后，在百般困苦的环境中，为我们的主张作不懈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即反对史太林派的盲动政策，而提出“革命的民主斗争”的道路。我们认为大革命既然失败了，一切只有再从头做起。我们不断地团结革命干部，研究革命理论，接受失败的教训，教育革命工人，期望在这反革命的艰苦时期，为下次革命打下坚固的基础。几年来的各种事变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反对史太林党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政策与官僚党制，现在我们又坚决打击这叛背的“新政策”。但恰因为此，我们现在受到各投机分子与党官僚们的嫉视。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现在送上近期刊物数份，敬乞收阅。如蒙赐复，请留存×处，三日之内当来领取。顺颂健康！陈××六月三日。　
二回信　
陈先生：　
先生的来信及惠寄的《斗争》《火花》等刊物，我都收到了。　
总括先生来信的意思，大概有两点，一是骂史太林先生们是官僚，再一是斥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出卖革命。　
这很使我“糊涂”起来了，因为史太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斯基〔３〕先生的被逐，飘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现在的流浪，当与革命前西伯利亚的当年风味不同，因为那时怕连送一片面包的人也没有；但心境又当不同，这却因了现在苏联的成功。事实胜于雄辩，竟不料现在就来了如此无情面的讽刺的。其次，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这决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　
最后，我倒感到一点不舒服，就是你们忽然寄信寄书给我，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原故。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要请你原谅，因为三日之期已过，你未必会再到那里去取，这信就公开作答了。即颂大安。　
鲁迅。六月九日。　
（这信由先生口授，Ｖ〔４〕笔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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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同时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七月的《文学丛报》月刊第四期和《现实文学》月刊第一期。　
来信的“陈××”，原署名“陈仲山”，本名陈其昌，据一些托派分子的回忆录，当时他是一个托派组织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委员。〔２〕康缪尼斯脱英语ｏｍｍｕｎｉｔ（共产党人）的音译。下文的Ｒｅｄ，英语“赤色分子”的意思，这里指红军。〔３〕托洛斯基（ufglmm，１８７９—１９４０）通译托洛茨基Ｔ缒瓴渭庸砉锩运动，十月革命中和苏俄初期曾参加领导机关。一九二七年因反对苏维埃政权被联共（布）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国，一九四○年死于墨西哥。他曾两次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下文所说“革命前西伯利亚的当年风味”，即指此。〔４〕Ｖ即冯雪峰（１９０３—１９７６），浙江义乌人。作家、文艺理论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成员之一。著有《论文集》、《灵山歌》、《回忆鲁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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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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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　
元旦看报，《申报》〔２〕的第三面上就见了商务印书馆的“星期标准书”〔３〕，这回是“罗家伦〔４〕先生选定”的希特拉著《我之奋斗》（ＡＨｉｔｌｅｒ∶ｙＢａｔｔｌｅ）〔５〕，遂“摘录罗先生序”云：“希特拉之崛起于德国，在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　
……希特拉《我之奋斗》一书系为其党人而作；唯其如此，欲认识此一奇迹者尤须由此处入手。以此书列为星期标准书至为适当。”　
但即使不看译本，仅“由此处入手”，也就可以认识三种小“奇迹”，其一，是堂堂的一个国立中央编译馆，竟在百忙中先译了这一本书；其二，是这“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的东西，却须从英文转译；其三，堂堂的一位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却不过“欲认识此一奇迹者尤须由此处入手”。真是奇杀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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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海燕》月刊第一期。　
〔２〕《申报》参看本卷第１１３页注〔５〕。〔３〕“星期标准书”上海商务印书馆为推销书籍，从一九三五年十月起，由该馆编审部就日出新书及重版各书中每周选出一种，请馆外专家审定，列为“星期标准书”，广为宣传介绍。〔４〕罗家伦参看本卷第２５７页注〔１２〕。当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　
〔５〕《我之奋斗》希特勒写的带自传性的著作。书中阐述了他对社会、政治、历史等等的观点，宣传纳粹主义。原书于一九二五年开始出版。由国立编译馆译出的中文本于一九三五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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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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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　
印给少年们看的刊物上，现在往往见有描写岳飞〔２〕呀，文天祥〔３〕呀的故事文章。自然，这两位，是给中国人挣面子的，但来做现在的少年们的模范，却似乎迂远一点。　
他们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