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镇》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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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对于给农村的地、富摘帽，地富子女改变成分这一项，李国香怎么也想不通，接受不了。今后革命还有什么对象？拿谁来当活靶子、反面教员？离开了阶级斗争这个纲，今后农村工作怎么搞？怎么在大会小会上做报告？讲些什么？阶级斗争是威力无穷的法宝啊，丢掉了这个法宝，就有如一个双目失明的人丢失了手里的拐杖。难道真的到了四十几岁，在政治运动的大课堂里学到的一套套经验、办法，浑身的解数，过时了？报废了？还得像小学生那样去从头学起，去面壁苦吟，绞尽脑汁，苦思苦熬地啃书本，钻研农业技术，学习经济管理？对于这个问题，她连想都不愿意想，毫无兴趣，并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一个隐隐约约的可怕的念头钻进了她的脑子里：变了，修了，复辟了。她白天若无其事，不动声色，晚上却犯了睡觉磨牙齿的毛病，格格响。
李国香是从自身的经历、地位、利益来看待问题的。地委副
书记兼县委第一书记杨民高，明察秋毫，及时发现了外甥女的不健康的思想动向，危险苗头。在一个深夜，做了一次高屋建瓴式的谈话：
“怎么？对党的路线、政策怀疑了？动摇了？这次就转不过弯来了？不行啊！根据我们党的路线斗争历来的教训，适应不了每次伟大的战略性转变的干部，必然为党、为时代所淘汰。这种例子，这种人，你还见少了？县委分工你主管落实政策，你不能个人意气，不能以个人感情代替党的政策，任何时候都要服从党的决议。我们是下级，是细胞，不是心脏、大脑。就是万一将来又说错了，也是错在心脏、大脑。我们离心脏、大脑远着哪。我们只是执行问题，责任不在我们。关于地富摘帽及其子女改变成分的问题，叫摘就摘，叫改就改嘛。万一将来又叫戴，就再给戴嘛。过去叫抓，是革命的需要。今天叫放，也是革命的需要嘛。我们生是党组织的人，死是党组织的鬼嘛……”
舅舅就是舅舅，水平就是水平。对斗争规律烂熟于心。只有学会了在政治湖泊里游泳的人，才有这种自由。要不然，舅舅怎能当上地委副书记兼县委第一书记？李国香就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还没有赢得这种自由，还是个“三成生、七成熟”的干部。所以她还只是个县委副书记。但她终归会完全成熟的，会学得一手在政治湖泊里自由游泳的好本领。
杨民高书记对李国香同志这次没能敏捷、及时地跟上形势、服从路线的转变，感到懊恼、担心。不识时务，不辨风向的死脑筋！作为上级，加上骨肉情分，他想得比较远，考虑也颇周全：县委机关里，对外甥女和王秋赦的暧昧关系，近来又有些风言风语。小李子和省里的丈夫继续分居下去，也不是长策。应当跟省里那位“外甥女婿”把利弊摆摆，上下一齐活动，通过组织部门先把小李子再提一下，调到省里去算个正处级。今后再到地、县来检查指导工作，见官大三级，何乐而不为？杨民高书记把自己这意思委婉地（因有个组织原则问题）和外甥女透了透，外甥女心有灵犀一点通，顿然领悟。
第二天一早上班，李国香从县公安局呈报上来的大叠等待批复的冤假错案里，首先抽出《关于一九五七年错划右派、在押犯人秦书田的改正材料》和《关于一九六四年错划新富农胡玉音的平反报告》两份呈文来。她觉得这两份材料沉甸甸的，像两块铅板，拿着十分吃力。她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迟疑不决。她转动着手里的铅笔，铅笔也很沉，像一根金属棒。力鼎于钧、断人生死的笔啊，为什么有时大气磅礴、字走龙蛇，有时却枯竭虚弱、万分艰涩？
摆弄了半天，李国香也没有批出一个字来。她决定先给芙蓉镇革委会王秋赦挂个电话，通个气。
“什么？给他们平反、改正？”谁想王秋赦这宝贝一听电话，就冲着话筒气汹汹地直叫喊：“我想不通！想不通！你们上头变一变，我们下边乱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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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王镇长
“娘卖乖！搞得我姓王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本乡本土的，今后在芙蓉镇还有什么威信、脸面？”
王秋赦习惯于镇上的人称呼他为“王镇长”，却不知居民们私下里喊他“王秋蛇”。众人嘴难封，耳不听为干净。尽管李国香书记事先跟他挂了电话打了招呼，他接到县委关于给秦书田、胡玉音落实政策的两个材料后，还是心急火燎，暴跳如雷。关上办公室的房门，独自一人擂了一顿办公桌，把一只玻璃杯都震落下水泥地板上打得粉碎。
其实，王秋赦也是错怪了李国香。党中央三令五申平反历次政治运动积存下来的冤假错案，如春雷动地，春风浩阔，岂是小小的李国香们所能阻挡得住的？
李国香倒是深知王秋赦的为人心性的。彼此都还有点藕断丝连，“恋旧”。这些年来，王秋赦本来是可以找个女人成家的，可是为了对李国香的感情专一，死心踏地，他做出了牺牲。单单这一点，李国香就心领神会，十分感动。因此隔了几天，李国香又从县委给他挂来一个电话，声音清晰和悦。电话里讲了些什么，因是“专线”，电讯局总机的接线生尚且不敢偷听，其余人就更是不得而知了。但见王秋赦接过电话，跌坐在藤围椅里，额头上冷汗直冒。这回王秋赦没有关起办公室房门来擂桌子，震落玻璃杯，而是在心里咒骂：
“娘卖乖！有意思，给他们平了反，摘了帽，仍是个内专对象，脑门上还有道白印子，有道黑箍箍……话是这么讲，可你们拉下一摊稀屎巴巴，叫我来舔屁股！你倒好，快要调到省里工作去了，把我丢在这芙蓉镇，来办这些改正、平反、昭雪的冤案假案错案……李国香，你真是朵国香，总是香啊！三十六策，你走为上策。你走，你走，公鹅和金鸡，公牛和母大虫，反正也成不了长久的夫妻……”
平心而论，王秋赦这些年来和李国香明来暗往，是互为需要，有得有失。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而且得重于失。失掉的是什么？自己的泥脚杆子身分，得到的却是芙蓉镇镇长一职。这全亏李国香在杨民高书记面前好说歹说，一力推荐。要依了杨民高同志原来的性子，王秋赦这种扶不上墙的稀牛屎，易反易复的小人，是再也不得起用的。黎满庚就是一例，还不是一九五六年撤区并乡时不听老杨一句话，就一辈子都脱不了脚上的草鞋、背上的蓑衣？王秋赦又怎么啦？若单是论品德、才干，他还赶不
上黎满庚一指头呢。但是“批林批孔”那年的春节前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杨民高书记对王秋赦的看法。
原来杨民高书记全家，又特别是杨书记本人，每年冬春两季，有个酷爱吃冬笋的嗜好。片儿丝儿，嫩嫩的，脆脆的，炒瘦肉片，焖红烧鸭块、鸡块，炖香菇木耳片儿汤，都是绝不可少的。吃在嘴里格崩格脆，美不可言。冬笋又不是燕窝银耳，海参熊掌，山里土家伙，什么稀罕东西？本来作为一县首长，一冬一春吃个一两百斤冬笋何足挂齿？可巧那年竹子开花结米，自然更新换代，一山一山的都枯死了。冬笋竞和鱼翅一样成了稀罕之物。李国香在一个晚上，口角噙香地向王秋赦提供了表忠进身的机缘。第二天正逢芙蓉镇圩日，王秋赦在女主任的默许下，为了打击投机倒把，维护社会治安，堵塞资本主义，派出民兵小分队，把守圩场的各个进出口，宣布了一次紧急戒严。其时正是年关节下，山里社员们挑了点山货土产，来圩上换几个钱花。谁知圩场路口只准进，不准出。而且每个进圩场的人都要接受佩黄袖章的民兵的检查，凡窝藏在筐筐箩箩里的冬笋一律予以没收，其余一概不问。为什么单单没收冬笋，纯属上级机密，不得过问。一时，满圩场上人人失色，面面相觑。一个小道消息透露出来，一传十，十传百，人们交头接耳，添枝加叶，神色鬼祟慌乱，说是新近山里侦破了一个反动组织，叫笋壳党。反革命分子们把秘密文件匿藏在冬笋壳里进行反革命联络。所以这一圩上撒下了天罗地网，还不知要捕获多少反动组织的头头脑脑、脚脚爪爪呢！那些丢失了冬笋的人，哪里还顾得上那点子经济损失？只恨不得生出一双翅膀来，飞离圩场这是非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