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中的玫瑰》第29章

。如果有一天，大家对于有人能够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已经不觉得惊讶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开始正常了。
听了别人说了好几年赞扬自己敬业的话，最近开始反省自己。其实敬业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只要能够坚守岗位，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但是光有敬业就可以了吗？
2003年北京两会，再也不是香港记者在大会堂门口等待的情景，出现了很多内地的同行，他们很多人比我们还要早到。当代表们抵达门口准备入场，只要有一部摄像机冲向某一名代表，就会发现，其它的媒体马上蜂拥而上。整个广场会出现一堆堆的人球，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好象蜜蜂，从一个角落，扑向另外一个角落。
混战一场之后，会有很多的同行问我，其实刚才那个被访者是谁。有的人听了名字之后就会明白为什么要采访对方，有的人听了名字之后，还要不停地追问，那么他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有的时候不耐烦了，我会很不客气地看着对方，你是记者吗？当你来到这个广场的时候，你没有做过功课吗？
我会觉得，这些记者他们缺乏的，正是专业精神。
每个行业需要懂得的东西不同，但是本质却是一样，那就是做得好，必须具备专业技能。
关于敬业（2）
要专业，是需要花很多的功夫的。对于记者来说，是在每一次的采访前，有没有做好功课。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的重大采访，那是1997年世银年会。那个时候，我刚刚加入凤凰不到三个月，凤凰当时只有两名记者，但是跑财经的只有我一个，于是采访的任务全部落在我的身上，每天要有八分钟的有关年会的新闻。
我想那个时候我是敬业的，每天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跑上跑下，看到谁都敢追着问问题，还胆大地去约很多专访，当中还有不少成功了。只是后来反省自己，觉得当时的自己虽然有着刚刚出道的那种冲劲，但是我绝对不是一个专业的合格的记者。因为我没有很好地做准备。我甚至连imf和世银之间的区别也说不准确。
我浪费了不少采访的机会，我还记得，只有我一个人堵到了imf的总裁，但是我却没有把问题问到点子上，让已经停下来听我的问题的他，没有说一句话就走了。
我算是一个善于反省自己的人，虽然公司对于我整体的工作表现非常的满意，我自己也认为，对于一个新人，在没有资源支持和时间准备的情况下，能够撑下来已经算是不错了，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会发现自己的问题在于，缺乏应有的专业知识，包括对所要采访的题目的背景的了解，对于被访者的背景的了解，提问的技巧，以及应该提什么样的问题才能够获得最重要的信息等等。
从这一次开始，每次采访之前，再没有时间，我都会逼着自己做准备，请教别人，从网上浏览有关的信息，当然自己不能够一夜之间成为专家，但是至少懂得最基本的概念，以及有关这件事情，或者这个人近期的新闻关注热点在哪里，这样在自己判断新闻点以及如何发问方面，心里面就可以有底。
在很多的公司有很多这样的员工，他们非常的敬业，每天最早一个来，最迟一个走，但是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员工，除非他们能够用比别人快的时间完成自己的工作，并且很少出错。
很多人感叹工作压力太大，却没有想过，是不是自己还不够专业。敬业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专业，需要不断地学习，自我增值，自我反省。
我特别佩服那种举重若轻的人。他们工作的时候非常地专注，会有很多的成果，但是他们依然有时间生活，做自己的事情。和这些人一起工作，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他们会要求非常严格，不能够容忍任何因为人为因素而导致的错误，但是在工作当中，他们有张有弛，看上去最驾轻就熟的、坦然自若的只有这种人。
这也是我自己努力的目标，但是我清楚，要达到这样的境界，需要足够的自信，而这种自信来源于深厚的积累。这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达到的，需要一个过程，看看我自己，我觉得自己也在改变，慢慢地，一步一步向前走，算是有进步。
内地很多时候，过于注重外在而忽略最实质的东西。
在内地的很多大城市，会发现生活上总是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小事情，让自己的生活变得麻烦。
因为常驻北京，于是在家里面申请了宽频服务，我一向认为，中国内地的宽频服务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不管是宽频的速度还是使用的方便程度。就在我到处向人夸耀如何享受这种超值的服务的时候，却发生了让我忍不住要对着电话发脾气的事情。
我的宽频服务是一个季度缴费，但是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人来找我收新的一个季度的用户费。这让我有点忐忑不安，第一是怕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切断我的服务，让我没有办法工作，另外也觉得，白用别人的服务是不道德的事情。
于是打电话去服务中心，小姐的态度很好，但是问什么都不知道，解释了老半天，才弄明白我没有交费，于是说好了第二天来收。
结果第二天收费小姐上门收了钱，，但是我的宽频服务却停掉了。这让我非常的恼火，打电话询问，对方说，因为你没有交钱，我说我的手上有收据，对方查了老半天，发现收费小姐当天是放假。
我说，你打个电话不就可以证明我有没有缴费了吗？对方不停地说对不起，并且保证，24小时之后一定会恢复服务。
抱着希望等到第二天，打开计算机，结果还是显示用户暂停。打电话，依然是声音甜美，态度和善的小姐接电话，又要我从头说一次自己的遭遇，小姐说，好的，马上查。结果一等，又是一天。
这样的事情在香港是不可能发生的，为了提升服务质量，所有顾客和员工之间的电话都要被录音，以便在发生顾客投诉的时候有迹可循。打通电话之后，即使问题不会马上解决，但是至少能够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解决，这样每个人可以为自己忙碌的生活做一个预算，不至于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这样的遭遇在内地生活遇到的实在太多，如果说内地的服务，真的有了很大的改变。那幺每次到俄罗斯，看到那些航空公司冷若冰霜的空服人员，我们就会开玩笑说，真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
现在在内地，人们信奉顾客就是上帝，但是依然停留在对上帝微笑的阶段，却忘了上帝最需要的是什么。
在提倡敬业的同时，不要忘记专业是多么的重要，这才是真正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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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中的玫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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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编辑郑理的电邮，告诉我有关这本书的事情已经差不多是在俄罗斯，郑理说，我们大家每天都在电视上看你，希望你多加小心。
因为飞机晚点，坐在莫斯科机场二楼的咖啡店里面，喝着咖啡，打发着等待的时间。时间过得真快，去年的五月份，我在莫斯科，那个时候，刚刚从伊拉克回来，采访完北京的”非典”，正在赶写我的第二本书。
现在，一年多过去了，连我自己都有点惊讶，我的第三本书也已经写完了。
有这本书，关键是郑理，他是我复旦的师兄。第一次见他，是在去年上海的签售会上，一个高大斯文的男孩子，签完书之后递给我一张卡片，然后用飞快的速度对我说，我也是复旦的，我是王若梅的同学，希望你能够为我们写一本书，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他已经在人群里面消失了。拿着那张卡片，我没有太当真，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写点什么。
后来他通过王若梅找过我，希望我写写自己的经历，我一直没有答应，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经历并不值得写成一本书，因为我还年轻。再后来，变得很忙很忙，忙得连自己也不知道过去的一年都做过一些什么，去过什么地方，我们也就再也没有什么联系。
直到今年的五月份，我问若梅，可不可以给我郑理的电话，若梅问我，你想写东西了吗？我说，是的，因为过去这一年，我走过中国十多个城市，去了几十所大学，特别是和那些年轻的学生们对话交流，让我开始考虑很多问题，也让我有了很多感受，我想把这些写下来。
若梅没有反对，于是我就打电话给郑理，刚开始还有点战战兢兢，因为不知道他对像我这样的作者还感不感兴趣。还好，电话的那头，他的响应算是热情，让我放下心，开始动笔。
我写一篇就发email给郑理一篇，一开始他就给了我算是不错的评价，这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