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剑桥》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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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周末，约了萍步行前往grantchester。她到哪里都要带着那已被翻得磨损了的地图。我是只认个大方向的人，便说不用了，沿着河走就是。我们从三一学院的后门出来，沿着河岸（the　backs）走了不多远便到了叫做“自然天堂”的地方。这里古木参天，河流轻缓，是天鹅聚集之地。平日里不常见到的黑天鹅此时也在水中优雅而自在地前行。前些日子，一个住在这附近的中国同学非要把我们拉来看天鹅孵蛋，这里的动物是不怕人的，你看你的，她孵她的，懒得睬你。
我们踩着河岸松软的泥土前行，远处有一只小船儿悠悠地荡过来。船上坐着一对新婚的恋人，新娘一袭雪白的婚纱，新郎黑色的燕尾服。他们相依相偎，静静地对视，目光中纠结着多少眷恋！萍感叹说竟然有这般浪漫的婚礼呢，看似静谧，却温柔甜蜜到噬骨。我说我还是喜欢我的古老中国的洞房花烛夜。那该是红烛烧得整个世界都红通通的，年轻羞涩的新郎新娘两个人隔着远远的距离正襟危坐得抖抖颤颤。那情景真是遥远呢，凤冠霞帔大红花轿，锣鼓唢呐共拜天地。那样热热闹闹欢天喜地的爱情是中国人才有的浪漫。
沿着granchester　street　一直走下去，一大片开阔而平整的草地便呈现在眼前，这便是grantchester　meadow了。那样不加修饰的大地的面孔，和矮矮的蓝天几乎相拥，你可以一眼望到天地的尽头去。在这一望无际的绿毯上矗立着几棵挺拔伟岸的大树；田野里有一群群牛悠闲自在地踱步；星星点点的蓝铃花，金色灿烂的油菜花以及白色的蒲公英一起在和风中摇曳。据说英国数学家图灵（turing）就是在这片草地上散步时，产生了人工智能的想法。这样的景致，不愧是催生灵感的源泉。
草地的美丽是慷慨的，这种慷慨绝非强示于人，而是你愿意领受多少，她便给你多少。　那样的空旷，除了我们两人，就只有远处几个依稀的人影，多是溜狗的行人或是慢跑健身的运动爱好者。我们步行于这微醺的阳光和淡淡的草香中，这静谧，这葱翠，令人神清气爽，与自然感应。心底里的幸福便慢慢地溢了开去，脚步也格外悠闲。
三
步行大约一个钟头之后，我们到了orchard（果园）。
七十多年前，徐志摩在他那篇著名的《我所知道的康桥》中这样写道：
有一个老村子叫格兰骞斯德，有一个果子园，你可以躺在累累的桃李树荫下吃茶，花果会掉入你的茶杯，小雀子会到你桌上来啄食，那真是别有一番天地。
七十多年后，徐氏文中所描绘的景致并无多大的变化。果园不大，但野趣十足。它由天然的灌木围着，中间星散着各种果树。其实在我看来，花与果都还是次要的，果园的精髓在于它的氛围——　那种恬淡而闲适的意境。果树下放着木桌和几张绿色的帆布躺椅。把身子往躺椅上一放，整个儿人就立刻融入了一片幽静的绿色之中。来这里的大都是附近的英国居民或是剑桥的学生：带一卷报纸，花上几镑要壶茶，再要些点心，便可以“浮生偷得半日闲”，慢慢享用一个自在的下午或黄昏了。“我们于日用必须东西之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周作人先生的一番话点出了生活的精髓，英国人，也是深谙此道。
四
orchard　始建于1868年，原本就是个种果树的园子。它成为人们休憩品茶的场所还有一段来历。1897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一群剑桥大学的学生来到他们常来常往的这个果园玩耍。园子的女主人斯蒂文森太太照例在她寓所前设下方桌，卖一些自制的红茶和糕点。学生们有的在屋前喝茶，有的在园中追逐嬉戏，其中一位建议斯蒂文森太太不妨将茶桌搬到园中，边吃边玩，方才尽兴。这位贤惠慈祥的主妇迎合了孩子们的花样，把桌椅移到了园中的果树下。谁都不曾意识到，这一个小小的举动从此让剑桥多了一大文化传统。学生们在果园里品茶的消息在剑桥大学各学院传开，这种田园诗般的午茶活动对于整天生活在枯燥无味的书本里的学生们来说显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于是果园很快便成了位于剑河上游的一块胜地，留下了无数的大师和精英的足迹。
据说，在英国，可能有不少人说不出两个以上剑桥学院的名字，但却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个果园的。随手翻开这里的访问名册，会发现阿兰图灵（alan　turing；计算机发明者）、弗兰克怀特（frank　whittle，飞机发动机发明者）、罗斯福（rutherford；　分离原子）、克拉克与瓦特森（crick　and　watson；　破译dna者）以及经济学家凯恩斯、哲学家罗素、宇宙大爆炸理论开拓者史蒂芬霍金等一长串的名字。
五
名人，我是尊敬的；英俊的名人，我是喜欢的。站在诗人布鲁克的肖像前，凝视他俊朗的面容，我和萍禁不住感慨：不愧为“英国男子中的阿波罗”，够帅！
布鲁克对于英国人而言，正如徐志摩对于中国人。两者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浪漫的诗人，都属于20世纪初期，都曾就读于剑桥，都崇尚自然，都长得不错，可又都英年早逝。
布鲁克是国王学院的学生，学习文学，后留校专攻莎士比亚。为了避开剑桥嘈杂的社交生活，布鲁克于1909年搬入果园。在这里，他过着波西米亚式自然简朴的生活。1909年他在给女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这个地方：
我住在朴素的、田园牧歌式的乡村。这是一个小村子，沿河向上，离剑桥两英里。你知道这个地方，它离野营地不远。在这里，我研究莎士比亚，会见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休息时，我几乎不穿衣服，赤着脚漫步，用平静的目光眺望自然。我并不假装理解自然，但我却与她相处甚为和睦……我靠蜂蜜、鸡蛋和牛奶为主，一位（尤其在脸上）像苹果一样的老妇人为我准备这些食品，我整日坐在一个玫瑰园中工作。
布鲁克的魅力为果园招来了一大群来访者，其中包括小说家福斯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哲学家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经济学家凯恩斯以及画家约翰，这个固定的朋友圈，就是著名的“格兰切斯特小组”（grantchester　group），伍尔夫曾把他们戏称为“新异教徒”（the　neo－pagans）。当时的欧洲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田园诗般的时期。人们无忧无虑，充满了乐观精神。他们常常远足郊外，露宿乡野，品茶尝鲜，谈今论古，各种新思想、新观点层出不穷。“格兰切斯特小组”正是这一时代特征的体现。
望着茶室的墙上这些历史人物聚会的照片，萍问我：你说这些名人当时聚在一起聊天都说些什么？我笑了：还不是和我们平时聊的一样，不过是些琐碎寻常的小事。是的，以我在剑桥的经验，越是学术上卓有成就的大家，就越像一个会生活的普通人。所以，我更愿意相信，一百多年前他们日常聚会的主题，并不是国计民生，文学流派，诗词歌赋，而是哪里的咖啡地道，哪一家书店在打折，哪一位贵妇的举止优雅，哪一位赛舟的剑桥生孔武有力。因为，文学艺术的灵感，哲学的思辨，乃至世象背后的原理，并非一定要来自青灯黄卷，但凡有悟性有灵性，果树下，闲谈间，茶香里，花丛中，何处不是学问的来源？
1914年一战爆发后，布鲁克参了军并随军赴加里波里（gallipoli），途中不幸染上败血病。他于1915年4月23日病逝，并于当晚葬于希腊的斯凯洛斯（skyros）岛上，年仅27岁。他似乎预感到了生命的终结，在临终前的几个月，曾在《战士》（soldier）一诗中写到：　
if　i　should　die，think　only　this　of　me　（如果我死了，请这样记住我）　that　theres　some　corner　of　a　foreign　field（那异国他乡的某个角落）　that　is　forever　england（就是永远不朽的英格兰）
六
累了，我和萍靠在绿色的帆布躺椅上，仰望着头顶的蓝天绿叶，品尝着新鲜的红樱桃。在静静的果园里，时间仿佛回到了一百多年前那个自由、恬静而又充满诗意的时光。布鲁克的诗句浮现于脑海：
stands　the　church　clock　at　ten　to　three（教堂时钟已过午）　
and　is　there　honey　still　for　tea　？（尚有佳蜜伴茶馨？）
一只棕色的娇小的鸟儿在我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