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凯歌》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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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一直烧到深夜才熄灭。我的同学们拿走了从闹钟到照相机的所有财物；甚至治头痛的风油精；据说后来交给了制片厂的造反派。他们离开时竟然个个庄严地依次同我握手；仿佛他们才把我从歹徒手中拯救出来；仿佛要通过这握手得到当然的感激似的。我走进家门；屋里像一个刚刚呕吐过的胃。第二天早上；奶奶扫起残灰。过了火焰的槐枝已经枯焦；地上的方砖有几块现出裂纹；缝中的灰烬在秋风过后才被吹净。我和奶奶把垃圾箱抬到大门外；纸灰飘起来；久久不落下。
奶奶不久就走了。临走；拉着我的手；摸着；说：“奶奶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想想还是走。别怪奶奶。走了；还能来；想你们。你是大人了；凯燕还小；好生照看你妈。事；奶奶经过多了；也都过来了。皇上也烧书；不是头一回。听清楚了？”果然以后她常来；教我怎么做饭；之后回到离我们不远的正觉寺胡同。她住在一间小屋里；饮食起居都在那儿。还梳头；只是后来买不到桂花油了。算算那一年；她正好六十六岁。她是世纪的同龄人。
日后甚至连抄家者都不免惊讶；为什么在一个宪法载明保护个人财产的共和国里；一些公民；甚至一些未成年的非公民可以明火执杖地毁灭、抄走另一些公民的财物；不仅不受制裁；反而受到保护？其实；抄家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无论是乱世暴民的“开仓济贫”；还是治世帝王的“奉旨查抄”；用意不同；取法一致；都免不了一个“抄”字。红卫兵的抄；不过是传统的光大；老戏新编。抄家的用意；不仅使被难者在经济上无立身之地；也因旧物的毁灭在精神上失了寄寓。许多老人在抄家之后故去；就是精神被摧毁的明证。
在我家被抄后不久；我的红卫兵同学们的家也大都相继被抄。其中一些情景的惨烈；又大大超过我的遭遇。这是他们绝没有想到的。
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国范围有总数几百万以上的家庭被抄；有的知名人士家竟反复被抄几十次；白天黑夜击门声不绝于耳；真正是片瓦无存。毛泽东于八月三十一日再次接见红卫兵；拥挤的人群过后；地面上遗下了金条和首饰。同时；被抄者的子女沦为盗贼乞丐者则比比皆是。在抄家过程中；保存于私人之手的历代文物书画扫荡一空；大部分焚后扬灰；小部分发霉于库房；多少年后流失海外；面目不可复识。
我已经记不清究竟有多少次看到大大小小斗争会的场面。一些人在另一些人的逼迫下；站在更多的人面前。他们使他们的身体向前几乎折成两截；按住他们的头颅；抓住他们的双臂；从背后伸向天空；他们成排地打落他们的牙齿；整把地揪掉他们的头发；在他们昏迷时突然放开双手；让他们跌得头破血流；他们用细细的铁线系住哑铃或杠铃盘；挂在他们的脖子上；眼看着铁线没于肉内。这些过程；每每使我想起被厨师揪着尾巴提出水面的鱼儿；起初跳跃挣扎；而后眼膜凸出；腮也渐渐渗出淡淡的血痕；砧板上的刀已经准备好了。对这个共和国来说；位尊至国家元首如刘少奇者；虽手执宪法一册；以为尊严的护法；仍不免于暴力。殴打他的正是曾经日夜警卫他的年轻军人们。功劳大如彭德怀者；其堂堂元帅之身仍不免在斗争会上被“连续打倒在地七次”；以至“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最后以癌症不治而死。重臣尚且如此；遑论小民！暴力蔓延中；真正悲苦无告者是那些有“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头衔的人群。他们往往被迫裸露着膝盖；手举重物过头；跪在煤渣或玻璃碴上；稍有动摇便拳脚相加。若敢有异议；轻则遍体鳞伤；重则被活活打死的事屡见屡闻不鲜。行凶者中尤其凶悍的；除了男性还有女性。这些双唇鲜艳如樱桃的女大中学生；束胸、短发；甚至剃了光头；自恃血统高贵；便出言污秽；下手狠毒。在北京的一次抄家中；竟用皮带将一个被称为“地主婆”的老年妇女打死；因皮带上的铜扣准确地击中了她的太阳穴。我曾亲眼看见一个年纪不过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将手指伸进一个“剥削阶级”妇女的嘴中用力撕扯；因对方拒绝呻吟；反倒使她陷于歇斯底里的狂怒状态；手上沾满了受害人的鲜血。他们或她们在北京火车站外几百米地一字排开；站成两行；叉腰、怒目；手持皮带或其他凶器。抄家之后被逼离开北京返回原籍的“剥削阶级”们；在进入车站之前须首先在这两条长龙之中通过；作为回乡的洗礼。与四中同样是男校的北京六中红卫兵；竞然在校园内构筑堡垒；扯起铁网；名为“劳改所”；实属公堂私设；关押包括同校学生在内的人犯多人；昼夜拷打。刑罚名目之多；暴行之烈；冠绝一时。他们沾着牺牲者的鲜血在墙上作书：红色恐怖万岁！其后虽被制止；已有几人死亡；数十人重伤。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发表讲话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人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杀人无罪！
暴力的发生；公开的叫做战争；背地的叫做谋杀。统治者倘有其他手段；不敢轻言战争；谋杀者不到没有选择；不会轻易杀人；这是一般的逻辑。但“文革”中的暴行却都不像：它不是战争；因为对方手无寸铁；它不是谋杀；因为它是公开进行的；它既非没有其他手段；也非没有选择；但是成群的人倒下了。这种对人的肉体的直接冲撞、拷打、侮辱、虐待直至杀害；使我在二十年后犹自震惊而且百思不解。它固然可以归诸于马克思的理论：“暴力是新社会的助产婆。”归诸于江青之类的纵容：“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说远一点；可以归诸于多年的仇恨教育；说近一点；可以归诸于已成的风气；但终于不是圆满的解答。因为；要你做是一件事；做不做是另一件事。如果诚实地回答；许多人会承认：当他们施暴于人的时候；兽一样的冲动是可能的；加上当时的气氛；甚至是一定的；但很少出于真正的仇恨；政治宣传的鼓舞也不是决定的因素；更少是被迫的。那么；驱动他们去残暴的究竟是什么呢？
是恐惧。
人所以为人；在于不能绝对地离开集体；文明的演进只是使个体在社会中的排列组合趋于理想；害怕被逐出人群是人类原始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中国之所以仍然原始；在于它的深刻：在一个个人的利益或权利都必须通过国家的形式体现的制度下；反过来说；个人的一切都可以被视为国家的恩赐。在一个就业、住房、迁徙、教育乃至生育、婚姻都由国家决定的社会里；放弃这种恩赐就等于放弃生存本身。惟一的选择是：不管发生什么；都得留在这个社会中。选择成为惟一；已经不是选择。正像铁砂被磁铁吸起时；并不是选择的结果一样。铁砂本身越来越不重要；只有与磁铁联系在一起；铁砂才有质量。离开了磁铁；铁砂什么也不是。留在磁铁上；成为惟一的愿望；从磁铁上跌落；成了惟一的恐惧。所以；无论磁铁向任何方向摇摆；铁砂都随之起舞。——在物质叫铁砂；在人类叫群氓。“文革”就是以恐惧为前提的群氓运动。不管口号多么动听；旗帜多么壮丽；热情多么感人；都和真的主义、理想无关。无限制的暴力愈演愈烈；同样出于害怕落于人后的心理。在一个过分拥挤的社会里；只有打倒别人才能保全自己；人们彼此竞争；各不相让；拚命证明自己对集体的忠诚；别人的不忠诚；所以才会出现双方由同一个领袖统率却彼此交战的情况。在求存的意义上；加害者的暴虐和被害者的顺从；心态上并无大区别；只是所求稍不同罢了。我记得；在我家被抄之后；我曾有一次穿上黄军装；戴上红袖章；骑着自行车飞驰。我在绝望中仍然希望人们能把我看做他们中的一员。我的父亲终于在六十五岁那一年参加了共产党。他的脸上露出一个男孩子被批准参加小足球队时的笑容。这个迟来了三十多年的消息只有心理上的意义：只有在群体中；我才存在。只有经过他人证明；我才是我。
终于我在第二年的夏天也打了人。打过之后；我躺在公共游泳池的阳光下；闭上眼睛；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一九六七年；革命已经退潮。红卫兵早已不是时髦；学校复课遥遥无期。父亲仍然被关在制片厂的“劳改组”中；他的问题仍然是耻辱的印记；像一块烫伤一样碰不得。抄家那天的情景；在母亲和红卫兵面前的双重羞愧；使我像一棵树；太小就被一刀砍翻；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