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与自由》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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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不断地增进的安乐幸福之欲求，不但没有满足，而且生活的绝对必需品也时常缺乏。因此所谓“过剩”是不存在的，至少也不象那些经济学的理论家所解释的那样意思。
再从别一点来观察——所有的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早已证明了的法则，即是：“人的生产额多于他的消费额。”他靠着自己劳动所得的东西过活，而且还有剩余。所以一个农家所生产的东西，足以供给数家族的消费。
在我们看来，这种反复地说着的句子并无什么意思。假使这是说明每一代的人多少总要留下点东西给后代，这却是真的；例如一个农夫种了一棵树，这棵树可以继续生长三四十年乃至百年，他的孙子还可以采取这树的果实。又如他开垦了几英亩荒地，也就增多了留给后代的遗产。道路、桥梁、运河、他的房屋和他的家具也都是留给后代的莫大的财富。
然而他们的意思却不是这样。他们说农夫所生产的是要比他所必需消费的多些。其实他们却应该说，国家常常把他（指农夫）的生产的大部分当作赋税拿去了，教士也向他征收什么年税，地主又向他索取地租，结果便创造出来一个阶级；这阶级的人在从前还是消费他们自己生产的东西（不过除去防备为着意外灾祸或填补植森林，修道路所需的费用等留起来的一部分。）但现在却不能不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工作度日，其余的出产都被国家、教士、地主、盘剥重利者等等取去了。
因此我们觉得应该说：农业劳动者与工业劳动者等所消费的不及他所生产的那样多，——因为他们不得不出售他们的劳动的产物的大部分，而以剩下的一小部分为满足。
我们知道，假使以个人的需要为我们的经济学的出发点，则我们一定会达到共产主义，即是以最彻底最经济的方法来满足一切需要的组织。反之，如果以现在的生产方法为出发点，以利益及剩余价值为目的，而不问我们的生产是否适合满足我们的需要，则我们必然会走到资本主义的路上去，至少也不过走上集产主义的路——这不过是现在工钱制度的两种不同的形式而已。
实在，当我们考究个人与社会的需要，以及在人类发达的种种阶段中人们所用以满足此等需要的方法时，我们立刻便会感到必须废止象现在那样的随意的生产，而使我们的努力成为有组织的。人人都知道那个不曾消费的由一代传给一代的财富是被少数人占有了，对于一般人是无利益的。而且我们又知道由此等方法，全社会四分之三的需要便不得满足，而现在浪费人类的精力去制造无用的东西的这种举动更是罪恶有害的了。
而且我们知道使用任何一种物品的最有利的方法，是在先满足最迫切的需要：换句话说，一件物品的所谓“使用价值，”并不在于从前人们常说起的单纯的幻想；而在于它能满足真正的需要。
共产主义，换言之，即是消费，生产，交易三者的一个综合的见解，及与此见解配合的一种组织，因此就成了对事物的如此的理解之论理的结果——在我们看来，只有它才是真正科学的。
一个社会要满足一切人的需要，而且要知道生产应该如何组织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这个社会同时便不可不扫尽关于工业的各种偏见，而最先应该扫去的便是经济学家常常宣传的分工的理论，我在下章里便要来讨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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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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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
从来的经济学只记述社会中发生的事实，而且只是为着支配阶级的利益使此等事实成为合理化。因此它也赞成工业的分工。它觉得分工有利于资本家，所以便把分工当作为一个原理建立起来。
近世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说过，试看乡间的铁匠，假使他对于制造钉子的事不曾熟习，即使非常勤劳，他一天也只能制就两三百根钉子。然而假使他别的事一点不做，专门制造钉子，那么他一天供给二千三百，也是很容易的。于是亚当·斯密便急急地下结论道：“分工罢！专门罢！专门地去做罢！我们单要那些只知道制造钉头或钉尖的铁匠便够了。我们用这种方法更可以增加我们的生产。我们会变成更加富裕。”
那个被命定为一生专门制造钉头的铁匠完全失去了对他的职业的兴趣。他因为技能有限，便不得不服从雇主，任凭雇主支配，一年之中有四个月要遇着失业的事情。而且当他的工作可以用学徒来代替的时候，他所得的工钱更会减少。亚当·斯密完全没有想到这些事，便叫道：“分工万岁！这是增进国富的真正金矿呵！”
后来，西斯蒙第①与萨伊②知道了分工不能使全体国民富裕，只不过使富者愈富而已。被定为一生只是去做针的十八分之一部分的劳动者，只有变成愚蠢，而且还会陷于贫穷的境地，——这时候那班御用经济学家有过什么提议么？没有！一点也没有！他们并不曾说：如果劳动者一生只做一种同样的机械的工作，便会失掉他的智力和发明的精神；反之，一人如果兼做几种不同的职事，其结果便可以增加国民的生产力。总之，关于这样的话，他们一句也不曾说过。然而这却是我们目前应当考虑的重要问题。
①j．c．l．s．desismondi（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原籍法国）。他的主要著作是《经济学的新原理》（nouveauxprincipesd’economiepolitiqueoudelarichessedanssesrapportsaveclapopulation，1819）。——译者
②jeanbaptistesay（1767—1832），法国经济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是《经济学概论》（traitéd’economiepolitique，1803）。——译者
假使只有博学的经济学家来宣传永久的而且常常世袭的分工，那倒还不要紧，让他们谈谈就是了。然而学者所倡导的思想很能深入人心，而使一般人走入错路；所有中产阶级的人，甚或劳动者常常听见人说起分工、利润、利益、债权等等，当作久已解决了的问题，久而久之，到后来他们便也说起和经济学家的同样的话；他们也崇拜那同样的偶像了。
因此我们看见大部分的社会主义者，甚或那些不怕指出现代经济学的谬误的人也居然承认分工是正当的。如果我们向他们说起革命时期中的劳动组织，他们一定回答说，分工还是应该维持的；假使你在革命之前，是在做磨针的工作，革命后也应该照旧做去。自然你每天不会再做五小时以上的工作，但是你却应该永远磨针，一直到你死；同时还有别的人在计划制造新的机械，预备来使你一生能够磨成千百万根针；还有一些人则成为文学、科学、美术等高尚的事业的专家。巴斯德①是生来为着发明疯狗咬伤症的注射的，你是生来为着磨针的，革命叫你们两个人仍旧去做各人的事。这个可怕的原理，对于社会是有害的，对于个人是残酷的，这真是万恶的渊薮，我们现在且把它的各方面来说一下罢。
①louispasteur（1822—1895），法国化学家，对医学上的贡献也很大。——译者
分工的结果是我们所深知道的了。这是很显然的，我们因此被分为两个阶级：一方面是生产者，消费很少，只做体力的工作，被摈在思想以外，因为不用脑力，所以工作也做得不好；他方面是消费者，生产甚少，或者竟然不生产，他们有替别人思想的特权，他们的思想也很不行，因为他们对于那般用手劳动的人的世界，一点都不知道。农业劳动者关于机械，一点都不知道，而机械的劳动者关于农业的事一点都不懂。近世工业的理想，便是叫一个小孩子照应他所不能了解而且也一定不了解的机械。又叫一个工头来监督他，要是他稍不小心，便要立刻受罚。现代工业化的农业的理想，便是完全不要农业的劳动者，只雇用仅会做杂事的人来管理蒸汽犁和打谷机器而已。分工的意思，就是把人一生的命运判定，——有的人在工厂中结绳，有的人做企业中的监工，有的要在煤矿的某一部分推动煤炭车，然而谁也没有关于那个机械、企业、矿坑全体的知识。由此他们毁坏了对于工作的爱好和发明的才能，而这两者实在是近代工业的初期中我们所自夸的机械的创造者。
他们对于个人要这样做，对于各国民也是要这样做。人类被分为国别的工场，各有它的专门。人说，俄国为自然所限定来生产谷物，英国来纺织棉纱，比利时来织布，瑞士来造就看护妇和女教师。而且各城市也将它的专门工作限定了：里昂织绸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