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甘露》第12章

十月十六日　
吕正来电话，希望就哈罗德·品特获得诺贝尔奖给《上海一周》写点什么。有什么可说的呢？有几秒钟的时间，思维陷入了停顿。嗯，在哈罗德·品特的戏剧中有大量的停顿，这是他作品迷人的部分。停顿的运用拓展了对话的空间，随着静默的延宕，语义在闪烁、变迁、恢复。或者说，停顿揭示了“日常废话”背后的潜在含义，阐释了乏味、背德的关系之下的微弱诗意，令我们沉思这令人困倦发狂的处境。我隐约记得，一部名为《奎恩备忘录》的间谍影片似乎也是出自他的笔下。清晰展示人物的迷惑，危险的境遇，焦头烂额和步步为营，在逼迫之下奋力一跳，无可挽回地跌入无尽的危机。这一切不仅仅是现代间谍的特殊命运。哈罗德·品特获得诺贝尔奖，使我们有机会再一次微微回望贝克特，令我们重新意识到似乎已经被遗忘了的荒诞处境。　
十月十七日　
晚间八时许，接《东方早报》及《上海一周》记者电话，巴老于当晚七时许逝世。如陈村所言，中国现代文学，就此终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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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海流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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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能够娱乐我们的人来娱乐我们吧！》
孙甘露
在我的少年时代，看电影属于聚众之一种。好几百人凑在一块，嘻嘻哈哈的，在军营的操场上，或者在某家新而简陋的郊区影院里。托纳托瑞的《天堂影院》定义了这黄金般的普罗大众的影像生活。在散场后的平淡岁月里，人们三三两两的回味、谈论着影片和影片唤起的记忆，复诵电影中的对白，哼唱电影音乐的旋律，凝望着某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已经十分遥远的明星的俊美形象。　
几乎是在一瞬之间，这种情形被差不多彻底颠覆。为大尺幅银幕制作的影片被压缩成烙饼式的光盘，观影变成了个人在家中秘密进行的阅读活动，尽量少的人在一起观看，而后，和尽量多的人谈论——在各种场合，倾慕、玩味、讥讽乃至唾弃，评论电影已经成了看电影的天然衍生的部分，电影被过度的阐释，仿佛不如此就不曾被观看过似的。　
在合理的时间尺度内，一部影片被我们谈论得越多，它在我们心中唤起的悸动便日趋递减，一部被影评无微不至覆盖的影片，几乎是看不见的——一如鲍德温的著作《看不见的人》所揭示的有色人种的特殊处境那样——这难道也是“彩色”影片无法避免的历史命运？在另一种意义上，“黑”也意味着缺乏“白”色作为对比的光照，它在暗处，在深处，虽然它被自然赋予了丰富的层次。　
虽然在有着炫目色彩的影片中，黑白段落的运用已近乎俗套，偶尔出现的黑白影片依然被视为少数特立独行的天才的殊异之作——姜文的《鬼子来了》即以它的特殊影像对一个昏暗时刻显示了沉痛的历史追忆；同时，令人极为惊讶的蕴涵着丰富的喜剧　性。正如这部叙事迅捷有力的影片被“观看者”轻易地忽略了，更多的载歌载舞的影片——让我们来段舞蹈般的枪战吧——令人哭笑不得、反复渲染、匪夷所思的幕后八卦，作为此地电影产业的寄生物，在影片开机之前已经以娱乐业专有的兴高采烈淹没了电影“本文”。《我最后的叹息》、《电影手册》、电影史、《编剧入门》、齐泽克关于《黑客帝国》的拉康式的读解……似乎只是为了报章杂志上的后续娱乐文字作铺垫。　
我们陷入了自观看安东尼奥尼的影片之后少有的困惑，紧接着，必然的，令人费解的《阿嫂》出现了。坦率地说，终于有一部电影，以故事影片的方式，为我们汇聚了作为工商业的华语电影的显著征候：叙事乃至价值的轴心完全倾覆。作为电影观众，我们被视为乌有。　
基本的，我们买票是为了找一乐子。容我哀叹一句：让能够娱乐我们的人来娱乐我们吧！　
新上海流水二　
——《我不相信；我相信。》
孙甘露
九月台北之行最美妙的收获，就是拉什迪了。联经张雪梅女士前后张罗，在诚品和联经两家书店，购得拉什迪大部分重要的小说，后经外文书店吴新华先生的帮助，千里迢迢，装箱走水路海运归来。有时候，我想象着波涛之上的一小箱书籍，那份期待、忐忑，令我不由得想到拉什迪在《午夜之子》中写到的“大凡我们人生中举足轻重的事件，都发生在我们不在场的时刻。”　
十一月的一晚，与毛尖、陈村、小宝、王为松四位老师同去参拜《万象》新编辑部。在观赏了来自埃及的若干杯垫之后，陆灏老师建议我尝试着写一本类似主题的小说。当然，我当然写不了。如果你没有精读这方面的经典著作，是无论如何动不了笔的。陆灏先生随即慷慨的取出他正在阅读的萨德小说《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罗兰？巴特将其与普鲁斯特并称为法国文学世界的两极——呵呵，我受命学习这本著作。　
近几年来，最令我沉迷的西方在世作家，就是这么三位：拉什迪、艾科、奈保尔。我深信，经由他们恢复、再造了叙事文学的智慧、诗性的传统，他们笔下卑微的生灵，具有维吉尔、荷马、但丁史诗般的壮丽温柔的感情。甚至那些模糊、胶着、暧昧、绝望的时刻，也被描写的如“蛇吻”（拉什迪）般充满了灼人的力量。　
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描写情爱的文字，中间的片断令我愉快而不安的想到《葡萄之上》。请读吧！（以下我整段摘引拉什迪《摩尔人的最后叹息》第二章中的文字，请编辑扣除稿酬。）　
“讲述自己的做爱经过，对我来说还是很困难。即使到现在，不管发生多少事，想起失去的一切，仍会让我想得发颤。我记得它的安适、温柔，以及有如天启的欢愉。如果它是为我开启的肉体之门，则倾泻而入的是让人无法想象的五度空间宇宙：它是旋转的星球和彗星的尾巴。它是混乱的银河系。它是炽热的太阳。但是，但是除了我的表情和我得呓语之外，它只是单纯的肉体行为，移动双手、夹紧双臂、弓著背弯、上下移动，还有许多没有意义的肢体动作，但也代表所有意义；纯属动物性的举动，因为任何动物——任何动物——都可能做这种行为。我无法想象——不，即便到现在，我的幻想还无法触及它所给我的感受——这种热情、这种本能是可以作假的。我不相信在那种时刻，那种火车进进出出的时刻，她会对我说谎。我不相信；我相信；我不相信；我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相信。”　
新上海流水三　
——克鲁伊夫怎么说？
孙甘露
我之喜爱看马拉多纳、罗纳尔多踢球，丝毫不亚于听帕瓦罗蒂、卡雷拉斯歌咏；我一度认为球场的观众席是白痴也有权利坐的地方，观赏这类涨红了脸大喘气的游戏，要不了多少感受艺术的特殊本领。（听起来我好像是在贬低歌王。）我当然知道这是错的，只是我一直不知道错在何处。　
阿利桑德罗？巴里科（《海上钢琴师》的原作者。）以美国大型马戏班班主巴南姆名字命名的专栏文章，令我微微开窍。他曾经形容佐拉在对方禁区内的渗透像“病毒”一样，他像打冰球那样的小传，使得队友舒服地只需将足球“装”进球门。　
接着是克鲁伊夫，他为西班牙《先锋报》写的专栏，让我知道了我“前一天”看过的比赛——那些足球的享受和感官上的陶醉，视觉和内心的震撼——到底是因为什么。别误会了，我指的是巴萨和皇马的比赛，克鲁伊夫的专栏谈论的主要也就是这类球队，包括他不屑的切尔西。而某些为赢而赢的比赛，在他看来甚至是亵渎比赛。他曾经写道：“要知道，不能赢也是足球游戏的一部分。”　因为影响一场足球比赛结局的原因太多了，“有时候也许一个孤立的细节就能导致一场比赛获胜。”　
听起来，克鲁伊夫好像是在为失败找借口，因为他所在的荷兰队，为世界奉献了最漂亮的攻势足球，但是却没有赢得世界冠军。多年后，他这样为巴萨的失利开脱：“快乐的度量衡不应该是你征服了多少冠军，而在于一旦选择了就与它荣辱与共的过程。整个赛季，如果你的球队都在为了踢出最好的足球而奋斗，它的观赏性甚至超过了任何对手，我想你的自豪感会油然而生。最终，你的球队可能取得冠军或者没有，你也尽管享受那些让你为之自豪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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