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1892年作品》第8章

糟透了的女人！老兄，有的苍蝇把卵下在蜘蛛的背上，弄得蜘蛛无论如何也抖不掉它。卵就在蜘蛛身上生长，吸它心里的血。这个女人就是照这样在我身上生长，吸我心里的血。她憎恶我，看不起我，因为我做了蠢事，也就是娶了一个象她这样的女人。她压根儿没有把我的宽宏大量看在眼里。她说：“聪明人丢掉了我，而傻瓜捡起了我。‘依她看来，只有可怜的白痴才会干出我这样的事。老兄，我痛心得不得了。总之，老兄，顺便说说，命运总是折磨我。它把我折磨得好苦啊。”
彼得·米海雷奇听符拉西奇讲话，大惑不解地问自己：这个人究竟在哪方面使齐娜如此钟情呢？他年纪不轻了，已经四十一岁，长得又瘦又干瘪，胸脯很窄，鼻子挺长，胡子花白。他说话好象在嗡嗡地叫，脸上现出病态的笑容，一面说话，一面难看地挥着手。他既谈不到健康，也没有漂亮的、男子汉的风度，更没有上流社会的气派，连欢欢喜喜的样子也没有，从外表来看，总显得没有光彩，不知道是个什么路数。
他的装束不雅致，环境单调乏味。他不赞成诗歌和绘画，因为它们“没有回答当代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不理解它们。音乐不能打动他的心。他在务农方面能力很差。他的田产让他管理得乱七八糟，已经抵押出去，后来又被第二次抵押，按照第二次抵押契约，得付一分二的利息。此外，由于期票未曾清偿，还欠下一万卢布的债务。每逢到了付利息或者给他妻子汇钱的日子，他总是到处求人借钱，从他的神情看来，好象他的房子起了火似的；同时，他冒冒失失地把存着过冬用的全部干柴卖掉而只换来五个卢布，把一大垛干草卖掉而只换来三个卢布，到后来就吩咐人拆掉果园的篱栅或者旧的温床架子，用来生火炉。他的草场给猪踩坏，树林里的幼林地段任凭农民的牲口践踏，老树每过一冬就少一些，菜园里和果园里丢着养蜂的木箱和生锈的水桶。他既没有才能，也缺乏天赋，甚至没有普通的生活能力。他在实际生活中是个天真而软弱的人，容易上当和受气，无怪农民们称他为“傻大爷”了。
他是个自由思想者，在县里被人看做赤色分子，可是就连这一点，在他身上也表现得枯燥乏味。他的自由思想缺乏独创精神和热情。不管愤慨也好，盛怒也好，高兴也好，他老是一个样子，毫不动人，显得疲疲沓沓。就连激昂慷慨的时候，他也不抬起头来，仍旧拱起后背。不过最乏味的是，他的优美纯正的思想，经他一讲，也显得平庸而落后了。每逢他慢腾腾，带着沉思的样子，讲起他纯正而高尚的时刻，讲起最好的岁月，或者每逢他称赞青年，说他们素来走在社会前面，现在也是如此，或者他斥责俄国人，说他们一到三十　岁就穿上家常长袍，忘了他们的almae　matris③的原则，他的话总是使人不由得想起早已读过的旧书。遇到有人在他家里过夜，他就在那人的床头小桌上放一本皮萨列夫或者达尔文的作品。如果那人说这些书已经读过，他就走出去，拿一　本杜勃罗留波夫的著作来。
在这个县里，这就叫自由思想。许多人把这种自由思想看做一种没有害处的、无伤大雅的怪癖，然而这种思想却害得他深深地不幸。这种思想对他来说无异于他刚才讲过的蝇卵：它紧紧地贴在他身上，吸他心里的血。过去，他那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古怪婚姻，他那些笔迹很糟、叫人认不清楚可是感情丰富的长信和副本，那些无穷无尽的误会、解释、幻灭，还有他的债务、第二次抵押、给妻子的津贴、每月的借贷，所有这些对人对己都没有好处，总之，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就连现在，他也跟从前一样，仍旧忙这忙那，追求英雄事业，过问别人的事。一有适当的机会，他照旧写长信，抄副本，发表使人厌烦的陈词滥调，讲村社，讲加强家庭手工业，讲创办干酪制造业，这些话千篇一律，仿佛不是活的脑筋里想出来，而是用机械方法制造出来的。最后还有他跟齐娜闹出来的这件丑事，谁也不知道会怎样结束！
然而，齐娜却年轻，刚二十二岁，长得好看，风度优雅，心绪欢畅。她喜欢笑，喜欢谈天，喜欢争吵，热烈地喜爱音乐。在装束，读书，布置良好环境方面，她都在行。象这种有皮靴气味和廉价白酒气味的房间，她在自己家里就受不了。
她也是自由思想者，然而在她的自由思想里人却可以感觉到充沛的力量，可以感觉到年轻、强健、胆大的姑娘的自尊心，可以感觉到她热切地巴望做一个比别人好、比别人更有独创精神的人。……那她怎么会爱上符拉西奇的呢？
“他无异于堂吉诃德，固执的空想家，狂人，”彼得·米海雷奇暗想，“她却象我一样意志薄弱，没主心骨，随和。……我和她都容易很快就毫不抵抗地让步。她爱他，然而我自己岂不也喜欢他，尽管他……”彼得·米海雷奇认为符拉西奇是个优秀、正直，然而狭隘、偏激的人。他在符拉西奇的激动和痛苦里，以至他的全部生活里，根本就看不见最近期的或者遥远的崇高目标，却只看见烦闷无聊和缺乏生活能力。他的自我牺牲以及凡是符拉西奇称之为英雄事业或者正直的激情的一切，依他看来都是毫无益处地浪费精力，就好比白白消耗很多的弹药，不必要地放一些空枪。符拉西奇狂热地相信自己的思想异常正直，绝对正确，他却觉得这种看法未免天真，甚至病态。至于符拉西奇这一辈子不知怎么竟能把琐屑无聊的事和高尚的事混在一起，他愚蠢地结了婚而又认为这是英雄事迹，后来他跟一个女人同居却从中看到某种思想的胜利，那就简直叫人无法理解了。
可是彼得·米海雷奇仍旧喜爱符拉西奇，感到他身上有一种力量；不知什么缘故，他从来也没有勇气反驳他的话。
符拉西奇找了个离他非常近的地方坐下，以便在黑暗里，在哗哗的雨声里讲话。他已经嗽过喉咙，准备讲述他的结婚经过这一类冗长的故事，可是彼得·米海雷奇再也听不下去了。他一想到马上要跟他妹妹见面就感到苦恼。
“是的，你在生活里不走运，”他柔声说，“不过，对不起，我们的话离开正题了。我们谈的不是正事。”
“对了，对了，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回到正题上来吧，”符拉西奇说，站起来。“我对你说，彼得鲁沙，我们的良心是清白的。我们没有举行婚礼，可是我们的婚姻完全合法，这是用不着我来证明的，你也用不着再听我解释。谢天谢地，你跟我一样思想解放，在这方面我们不可能有什么分歧。讲到我们的将来，也不应该使你担惊受怕。我要让齐娜幸福，为此工作到筋疲力尽，连晚上也不睡觉，总之使出全部力量来。
她的生活会过得很好。你要问：我能做到这一点吗？我能，老兄！一个人时时刻刻只想着一个目标，那么他的愿望就不难达到。不过我们到齐娜那儿去吧。应当叫她高兴一下才对。“
彼得·米海雷奇的心开始急剧地跳动。他站起来，跟着符拉西奇走进前厅，从那儿走进大厅。在这个高大而阴森的房间里只有一架钢琴和一长排古老的、镶着铜饰的椅子，这些椅子从来也没有人坐过。钢琴上点着一支蜡烛。他们从这个大厅默默地走进饭厅。这儿也宽敞而不舒服。房中央放着一张大桌子，桌面由两块板镶成，下面有六条粗腿，这儿只点着一支蜡烛。一架时钟装在红色的大框子里，象是神龛，时针指着两点半。
符拉西奇推开一扇通到隔壁房间的门，说：“齐诺琪卡，彼得鲁沙到我们这儿来了！”
立刻响起了匆忙的脚步声，齐娜走进饭厅来了。她身量高，长得丰满，脸色十分苍白，就跟彼得·米海雷奇在家里最后一次看见她的时候一样。她穿黑色的裙子和红色的短上衣，腰带上有一个大扣环。她伸出一只手搂住哥哥，吻了一　下他的鬓角。
“好大的暴风雨！”她说。“刚才格利果利一出去，整个房子只剩下我一个人守着了。”
她并不慌张，瞧着哥哥，诚恳而爽朗，就跟在家里一样。
彼得·米海雷奇瞧着她，也不再感到慌张了。
“不过话说回来，你是素来不怕暴风雨的，”他说，在桌子旁边坐下来。
“不错，可是这儿都是大房间，房子又老，天一打雷就震动得乱响，好比一个装着食具的柜子。一般说来，这是一所挺可爱的房子，”她接着说，在哥哥的对面坐下来。“这儿不论哪个房间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