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第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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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是他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该书是应美国纽约庄台（john　day）公司之约，1934年春夏秋三季在庐山附近的牯岭用英语写就的，　1935　年由雷诺与希师阁（　reynal　＆hitchcock　）公司出版。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著作。它以中国文化为出发点，对中西文化作了广泛深入的比较，旨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使西方人能够比较确切而客观地了解中国。
该书出版之后，在西方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被推崇备至。1936年，英国伦敦威廉。海涅曼（wiliiam　heinemann　）公司再版，以后曾被译成俄语、日语、瑞典语等多种文字出版。据译者所知，中译本有1936年上海西风社出版的黄嘉德所译《吾国吾民》，以及1938年世界新闻出版社出版的郑陀所译《吾国与吾民》，可惜一般已极难看到。
1939年，威廉？海涅曼公司又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其中新增加了《中日战争之我见》一章，记录了作者在中华民族危急关头的思考，关于旧文化能否拯救中国，关于为什么日本必败，关于中国未来的道路……
历史经过了半个世纪的落差，今日之中国已不复为林语堂先生笔下的中国，今日之中国人民也不复为半个世纪前的中国人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尤其是社会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现实永远给人以现实主义的教育，半个世纪之后的中国人继续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着深刻的反思。他们在思考些什么？他们又发现了什么呢？
朝花夕拾，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译介本书，旨在引起人们进一步的思索，帮助他们更好地反思传统，反思自我，而不是简单地去接受或批评书中的片言只语，相信他们也不会那么做的。
本书由两人合译，根据1939年版译出。翻译工作采取每人各译半部，然后互校的办法。正文前的序言、引言以及第一至六章由郝志东译出初稿；第七至十章由沈益洪译出初稿。之后相互校改，最后由沈益洪进行总体文字修饰，整理成稿。为了适应当代读者的需要，译文采用现今通用的语体文，力求明白晓畅而又生动活泼。书中脚注，除注明外，均为译者所加。原书附录中有“中国的朝代”和“中国人名的拼写和发音”，对国内读者参考价值不大，故而略去，本书内容横跨中西，人名、地名和引文不少，翻译时纠正了原书的一些讹误，并已在脚注中加以说明，然而限于学识，译文中乖谬之处想必还会有。真诚地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正。借此机会，向关心、支持和帮助本书翻译、出版工作的朋友们表示由衷的谢意！尤其应该感谢曾在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工作的外籍教师eva　richter　教授和del　arnold先生的释疑；感谢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单位不少同志为引文查考所提供的方便；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潘建国同志为本书出版所作的努力。
译者1988年1　月于石家庄上海……（本章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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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版译者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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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一书，自1988年10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之后，在读书界颇受好评，报纸、杂志、电台等各有介绍和评论，是以年年重印而坊间仍不易购得。现改由学林出版社增加内容，出全译本。借此机会，向读者说明一下来龙去脉。
早在1986年11月21日，上海《青年报》就在头版刊登此书即将译就的消息，并作了简要介绍。那时，我还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郝志东在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作讲师。出书前夕，《浙江新书目》曾用很大篇幅介绍推荐。《中国人》出，引起广泛注意，书评见于《文学报》、《解放日报》、《文汇读书周报》和《书林》、《读书》等报刊，它们分别从文学、文化、反思、幽默、“国民性”和中西文化交流等角度作了很有意义的探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晚八点半”节目也作了介绍。1988年第四届文汇书展中，本书荣列畅销书榜首。上海《青年报》又于1990年3　月16日刊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伯海先生的《导读书单》，导语十分简洁：“作为中国人当然要了解我们自己。这本书不是理论专著，但很有思想，文笔也好。”
几年来，大陆出版林语堂散文、小说等不下10种。此情此景，不亚于此书1935年在美国引起的轰动。这一切自然是因为林语堂，但更是因为中国和中国人。半个多世纪前，林语堂先生就在“自序”中预言，此书会“激怒不少阐释中国的作家，特别是自己的同胞们和伟大的爱国者们”。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事实正如他的顶见。直到80年代，仍不乏声色俱厉的批评。这不幸应验了一句古希腊谚语：大书大难。那末，究竟是什么激怒了他们呢？主要是林语堂笔下所描述的中国人的性格，以及他对中国社会、政治、历史等问题的一些看法。由于林语堂本身的复杂性和读者个体的差异性，此书直到如今，仍被误读。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条：误读之一是所谓的“历史循环论”。这是指“新血统的混入”一节中林语堂所引李四光博士的一段论述，讲中国和平与动乱的循环周期：“中国历史可以很方便地划分为每800　
年为一单位的周则。”这是李四光博士在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变化之后得出的结论，林语堂也认为这种周期性的确是精确得“惊人”，令人“‘不可思议”。林语堂先生的本意是借用这样一个现成的理论模式来更好他说明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生存下来，部分原因在于不断同化外来民族的活力，以便更好地阐明不同周期内相同时期文学艺术上的一些共同特点。这种理论用来总结历史，总结过去（主要指漫长的封建社会），可以看作能够自圆其说的一家之言。如果用来指导未来，当然很有问题（因为一切理论都是对已往经验的总结），好在李、林二先生均无此意。
这里，林语堂侧重的是民族、种族、文化，而非阶级问题。的确，这种一家之言忽视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我们恐怕不能据此得出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宣扬历史循环论，用来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他的中国无阶级论寻找理论根据这样匆忙的结论。
误读之二是所谓“中国无阶级论”。在“文化的稳定性”一节中，林语堂说，除了稳定的家庭制度之外，“另一个使社会安定的文化因素是中国完全没有固定的阶级”，因为科举制度使人们可以从寒门走向权势和名利，从而“弥补了上层阶级那逐渐失去的活力，使得社会急需的内部再生能力得到周期性的补充”。而且由于人们对田园理想的崇尚，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往往在下台之后便返归自然了。实际上，”没有固定的阶级“并不等于没有阶级，虽然它们之间只差一步之遥。在”社会等级“一节中，林语堂又指出，在中国实际上只有两个阶级，一个是衙门阶级，一个是非衙门阶级，前者可以为所欲为，后者则须纳税守法。衙门阶级好比榕树。非衙门阶级则好比土地，熔树靠吮吸大地的乳液生存林语堂的阶级感情还很分明！可见，在林语堂眼里，非但有阶级，还有粗略的阶级划分，只是其内部成员不固定，有阶级转变。可惜的是，林语堂忽视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两大阵营中大部分固定的内部成员，及其相互之间固定的、长州的矛盾。
误读之三，认为林语堂笔下的“吾国”既然是一个没有固定阶级的国家，那末他眼中的“吾民”就是没有阶级之分的抽象的人。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如前所述，林语堂所认为的“中国无固定阶级”是指某一阶级之中内部人员的不固定，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衙门阶级”和“非衙门阶级”作为阶级是固定存在着、对立着的。如果分析中国人的性格，先把阶级划分开来，然后依照阶级的不同刻画出性格的不同，当然是可行的。但这不应该是唯一的方法。正如心理学家可以把人的气质分为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和忧郁质一样，中国人与外国人总还有性格上的不同。林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