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爱》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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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他正式把手术完全交给我做，马上就流言四起了。从社会地位上说，我两头搭不着：既不是“卒子之一”，又还不是个司令。　
唯一一个和我在一起似乎感到自在的人是吉勒斯。他又成了我的同屋，快乐得像只百灵鸟（这只是个比方）一样。　
眼看我就要成为重要人物了，这时我得到了一盏煤油灯，以便我能在晚上工作，这使得人们羡慕不已。（我毫不怀疑杜格明天上午就会要求也有一盏。）自然，灯光使得吉勒斯也有可能继续他的乌类学方面的研读。　
一天晚上，我正在翻阅一些病历，吉勒斯正埋头于鸟类研究时，我在摇曳的灯光下看着他的脸，突然觉得他好像有点不一样了。渐渐地，我惊奇地意识到，他——不像所有其他在这片荒漠中心漏水的救生艇上的人——比过去快活了。　
“告诉我，是不是仅仅因为不再有那个愚蠢的澳大利亚人纠缠你的缘故？”　
“你在说什么呀，马修？”　
“我不在的时候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呃，”他哼哼哈哈地支吾道，“我短期休了一次假，飞到肯尼亚去了。”　
“啊，你在那里有朋友吗？”　
“实际上是有的，曾经和我父母一起工作过的一些人。”　
“他们做什么工作？”　
“我的父母是传教医生，很久以前我还小的时候他们就死了。不过在他们去世前我也大都是和叔叔婶婶一起在法国生活，只有他们体探亲假时我才能见到父母。我无法理解他a］为什么把我丢下。然而，当我终于去拜访他们的朋友时，他们告诉我母亲离开我有多么难过。在所有那些年里，我甚至从来没有想到她会想念我。”　
他放下书，摘下了眼镜。　
“他们是在50年代的茅茅运动①中死去的，从那以后我一直怀恨在心。那是在我来到这里之前。现在我正在做着他们所做过的工作，我明白了他们为什么献出自己的生命。”　
①茅茅运动，肯尼亚吉库尤人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主张以暴力推翻英国在肯尼亚的统治。其领袖乔莫·肯雅塔后成为独立肯尼亚的总理。　
“我去参观了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在他们的墓上放了鲜花。”他停了片刻，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平静地说：“实际上，我打算等我在这里期满后到肯尼亚去，继续他们的工作。”　
他向我吐露了内心的秘密，我十分感动。这时，他大起胆子提出了一个问题。　
“马修，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常常在想这件事。”　
“什么问题？”　
“是关于你那小小的钢琴键盘的。”　
这个问题早晚会被提起的。　
“怎么了？”　
“我再也没看见过你弹它了。你是不是为了什么原因放弃了——如果不嫌我冒昧的话！”他胆怯地补充道。　
“不，没关系，”我谎称道，“我就是没有时间而已。”　
看得出来，他并不相信。　
“大家说你弹得非常好。非常非常好。”　
“我想是的——从前是这样。”　
他意识到我不愿进一步打开心灵之门，但当他上床后翻过身去时，他抑制不住地说了声：“太遗憾了。”　
“太遗憾什么？”我感到有点不自在，问道。　
他转身看着我，没戴眼镜，显出一副近视的样子。　
“我曾经在一个伟大的钢琴家演奏时在同一间屋子里，可是却连一个音符也没有听见。”　
从几个月前弗朗索瓦告诉我让我负责一切以后，我时不时会产生阵阵怀疑，不知没有弗朗索瓦这个活百科全书在旁边，我是否能够胜任。但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几乎有点盼着他离开，我好实施一些我的新想法，特别是我已经考虑了很久的公共卫生项目。　
在正式接手前一周，我特意和每一个医生都谈了一次心。我对他们保证，除非他们自己要求，他们的工作不会有任何变动。（和往常一样，梅特兰是个例外。他要求做白内障手术，我没有同意。）知道队员们很喜欢我被选中做领导，我心里挺高兴。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保证帮助我度过最初的困难日子。他们是一群了不起的人，实地经历更加提高了他们的献身精神。弗朗索瓦当初挑对了。　
乘机离开的那天，头儿不愿意大事张扬，坚持要诊所和往常一样开门看病。只有我和一个司机可以离开，送他去机场。头天晚上，我们不理医生的命令，喝了许多劣质威士忌。他可以把我们第二天因饮酒过度引起的头疼解释成对他离去感到悲伤的表现。　
以后的18个月是建设时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弗朗索瓦作为我们在巴黎的代表，证明是大有好处的。他离财源近了。他以熟练的外交手腕设法给我们搞到资助，购置了——早就该安的——门诊室的空调。　
他在我那有着堂皇的名称的公共卫生运动的资金筹集上做出了奇迹。我决意要为这些长期生活在痛苦中的人民留下一点永久的东西，一种基准尺度，不论是多么微不足道。我决定在我剩下的时间里，给所及之处的每一个儿童做天花和小儿麻痹的预防接种。　
根据我的记录，到我离开时为止，我们给将近4万名儿童做了预防接种，还培训了24名护士，建立了两个流动医疗站，进行基本卫生教育。　
渐渐地，我们变得越来越像一家人，尽管我内心没有准备，仍不得不充作家长。那年，我们按东正教的日期，作为艾达村子的客人在1月7日庆祝了圣诞节。我们吃了一碗又一碗各种作料齐全的“齐吉尼”。　
有趣的是，在所有这段时间里，我们只有一个人脱逃。杜格·梅特兰，这个人猿泰山般的澳大利亚人受不了啦。他履历表上的墨迹刚于，气候就奇怪地影响了他打橄榄球落下的老伤。很快，老伤就变得和他这个人一样不可忍受。尽管会给我们的工作日程带来很大混乱，而且他只提前了半个月通知我们，我还是让他走了。　
他以特有的狡黠提醒我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听着，伙计，我已经在这个鬼地方服过役了，我指望着你好好给我写上一封推荐信呢。”　
我希望他一直永远指望下去。　
而他的骤然离去意味着我得像牧师般做丹妮斯的工作。我强调那个夸夸其谈的脓包根本配不上她，以此来安慰她。　
“我们的关系没有结束，”她勇敢地抗议道，“我会去墨尔本看他。”　
“当然。”我说，尽量使自己的话听起来可信一些。　
吉勒斯高兴得死了都情愿。他已经把他的好消息告诉了头两个来吃早餐的人，他一看见我就开始拼命招手。他脸上那胜利的狂喜只可能意味着一件事。　
“我看见它了，北方秃朱鹭，今天早上我看见它了！你能想像出我的感觉吗，马修？”　
“不能，”我老老实实地说道，“但你是最应该看见它的人。祝贺你。”　
在厄立特里亚，似乎任何事物都不会终结。旱灾是1968年开始的——已经10年了——看来好像会永远继续下去。同样，内战势头毫无减弱之意。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已从1978年俄国的袭击中恢复过来，但没有迹象表明任何一方丧失了斗志，或者冲突会在可见的将来得到解决。饥荒仍旧是生活中不可改变的事实。　
这种没个头的局面终究影响了我的队员，在他们看来，早上病人的队伍永远是那么长；也影响了外伤队的队员，他们仍在日日夜夜地从受伤的战士身上取出子弹。　
到了又一个圣诞节时，我看得出来，人人都在梦想着回家了，就连我也越来越厌倦于又得给别人打气、又得给自己鼓劲的局面了。　
合同快到期时，没有一个人来续签（如果不算吉勒斯的话。他反正要到肯尼亚去继续这种工作）。　
从我们在瑞士一起生活时起，我的弟弟就学会了如何显得并没有争论而在和我的争论中获胜。他看出我的心理钟摆这时正摆向利他主义，便一次也没有借助家庭——包括我的小侄女杰西卡在内——作为可能把我吸引回家的理由。　
他的做法是，指出新的基因科学和我正在进行的预防医学项目间的微妙联系。　
“想像一下吧，”他在信中写道，“有朝一日，我们用不着再考虑治疗像糖尿病之类的疾病了，因为它们根本就不存在了。我们用不着去为缺乏胰岛素的人生产人工合成胰岛素了，新技术可以修补人体内的基因，使它们自然产生胰岛素。难道你不愿参与到其中去吗？”　
我又上钩了。　
我猜，当我让蔡兹给我寄更多的材料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