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爱》第29章

“不是药，”我解释道，“只是我想出的一种办法，把你血液中的细胞重新安排一下，好让它们回到你的身体里去把肿瘤永远吞灭。”　
他睡意矇眬地点了点头。我从盘子里拿起注射器，想在孩子瘦骨零丁的胳臂上找一条没有被针扎过的血管。我尽可能轻地把针扎了进去，抽了血。　
里萨这时急急回到实验室，两个助手等在那里，开始了那缓慢的、棘手的、仍未能证实的、将他的t细胞进行处理使它们能向肿瘤进攻的过程。　
清晨6点，我实验室的设备嗡嗡作响，激活过程正在进行。这需要时间，而最缺乏的正是时间。我没有事情可做，就在实验室里来回踱步。里萨是唯一有胆量指责我的人。　
“看在老天的分上，马特，你就不能找个别的地方去踱方步？你搞得大家都紧张得要命。”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医院新闻官员华伦·奥立佛打来的。　
“嘿，希勒，出了什么事？”　
我没有心情公开我的焦虑，因此努力回避问题。但他很坚持。　
“我听说你得到了华盛顿那帮人的同意，怎么回事？这可是新闻，老兄。这是了不起的新闻。”　
“只有成功了才是。”　
“会成功的，对不对？再说，就是不成功，你是第一个获得同意这样做的人，仅仅这一点对我们就很有利呀。”　
我尽力控制住火气，提醒自己他的任务是在报纸上得到报道，这正在迅速成为医学中的一门专业。　
“对不起，华伦，现在我实在是忙得要命。”　
“好吧，只是不要忘了我的存在，马修。我们是一起的。你是内勤，我是外勤。”　
我不等他说完他那套打气的话就挂上了电话，发誓不对我的实验室人员做华伦对我做的事。　
我告诉大家我要离开医院去吃早饭，而且几个小时之内不会回来。他们没有掩饰感激之情。　
三天后我们结束了反病毒基因转换，可以把新细胞导人病儿的血液中去了。虽然没有人正式知道将发生什么事，但即使在他病房外的走廊里都能感觉到紧张的气氛。　
孩子的父母分别站在乔希枕头的两边握着他的手，我坐在床上开始往他的血管中注入这魔剂——这是我为了孩子这么叫的。我尽量显得有信心。　
“这些细胞怎么知道该往哪儿去呢，大夫？”事后芭芭拉问我道，“难道它们没有可能消失在身体的其他部分吗？”　
这是我噩梦中出现的状况。“呃，”我没有直接回答，“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独特的脱氧核糖核酸地址。我希望我的病毒有着正确的邮编号。”　
从病人身上看不到立刻的反映，好的和坏的都没有。　
我们进入了观察阶段。　
此后的日子里，除了慢跑和取邮件，我几乎一刻也不离开医院，每天去看乔希五六次，做例行的生命特征检查，观察他的眼睛，等等。　
一次，他的父亲堵住了我，极力想在信息上捞几根稻草。“现在情况如何，大夫？”　
“现在要说出个所以然来还为时过早，格里格。”　
“那你为什么老是给他做检查？”他问。　
我怎么能对他说实话，告诉他我只是想检查检查，看他的儿子是不是还活着？　
在第5天快结束时，我们把乔希送到放射科去做术后第一次扫描。当放射科专家阿尔·雷丁使劲往一个微型磁带录音机里口述他的观察所得时，我们全都挤在他的周围。　
“肿瘤大小是1。5×2×2，和上一次在14日的大小比较，表明没有增大。”　
从旁观者中发出一阵嗡嗡声。　
“我没听错吧，阿尔？”我问道，希望百分之百地肯定这不是我的想像，“你是说肿瘤一点儿也没有长吗？”　
“我想刚才我就是这么报告的，马修。”雷丁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一面挪开身子好让我更仔细地看看。　
这时我突然满怀希望，但却没有勇气和别人分享这份希望，甚至不敢告诉他的父母，而他们的反应和我们谨慎的放射学家正相反。　
芭芭拉开始轻轻地哭了起来。“你成功了，大夫，它已经不发展了。”　
“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地这么说呢，”我警告道，“再说，只要有一丁点的肿瘤，就总会有大出血的危险。我们还没有摆脱困境呢。这也可能是暂时的缓和。现在我要再给他导人一些我们做好的新细胞。”　
但是现在我抱乐观态度了。谨慎的乐观。　
4天以后的扫描表明，肿瘤不仅停止了生长，而且缩小了20％。要掩饰我的狂喜心情是越来越困难了，特别是当两个星期以后，乔希已能两条腿垂在床边坐起来时。　
“你会打网球吗，孩子？”进行第三次细胞导人的那天早上我问他道。　
“会一点。”他说。　
“那你和我应该约好哪天打一场。”　
“好的，大夫。”他笑了。这一次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乐观的情绪。　
3个晚上以后，奇迹出现了。我正结束查房，心想顺便去看看乔希。我拐过一个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走廊的那一头，我的病人正和他的父母一起散步呢！没有人扶着他。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向他们冲了过去。　
“你感觉怎样？”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　
“很好，大夫。特棒。”　
“他不仅很好，他简直是好极了。”格里格笑道。这是我看到他最表露感情的一次。　
我们没有按照惯例要求预约。我干脆让一个护士去通知放射科，说我们马上带孩子去做扫描。他们没有让我们等。　
结果十分轰动。肿瘤缩小到原来的一半，已经不再压迫大脑了。　
不易动感情的阿尔·雷丁终于解冻，使劲和我握手。“祝贺你，马特，你成功了。”　
“不，阿尔，应该受到称赞的是乔希。”　
回到办公室以后，我给自己生活中有关的人都打了电话，妈妈和马尔科姆，蔡兹和艾伦，他们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刚一放下电话，电话铃又突然大声响了起来。　
“现在内情如何了，马修？”华伦·奥立佛急躁地问道。“记者是我们通向捐助人的渠道。我想提醒你，我们的科研项目需要很多经费，我还特别欠《纽约时报》一个姑娘的一份人情。快说吧，”他敦促道，“按规矩办事，告诉我，你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事情可报告的？”　
“还没有呢，”我答道，心里想一次成功还不足以提供充分的科学根据，“不管我告诉你什么都有可能激起不切实际的希望。”　
“你刚才说的是‘激起’吗？你是说你有什么肯定的结果瞒着我吗？看在老天的分上，马修，快说吧。”　
我败下阵来。我违背自己的理性判断，同意到奥立佛的办公室去接受15分钟的采访，在电视上简短地说上几句。　
记者都是专业人员，大多数本身就是医学博士。虽然他们对我告诉他们的内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我却很放心，知道他们不会着意去渲染细节。　
媒体的宣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只有一个古怪的例外。　
我突然在想，不知意大利的报纸会不会转载这条新闻。　
第十六章　
显然我无法逃避。新闻界似乎搞到了一切可能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我唯一能够采取的行动就是关掉寻呼机，钻进电影院去躲起来。　
或者去音乐厅。当我翻阅《纽约时报》周日版时，我仔细看着上面提供的大量音乐娱乐节目，然而我立刻就知道自己想去听哪一个了。　
就在那天下午，我的老朋友埃维的大提琴手丈夫罗杰·约瑟夫森要在卡内基厅演奏莫扎特、肖邦和弗兰克①的作品。她无疑会在听众之中。我不仅能够了解到她别后的情况，还可以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她。　
①弗兰克（1822…1890），法籍比利时作曲家。　
票几乎卖完了，但是我还是搞到了一张第一排最边上的票。从婚礼上见到他以后，约瑟夫森胖了一些，头发开始出现缕缕灰白色。他突出的特点和他更为成熟的音乐技巧相得益彰。他似乎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师。　
我曾经给人做过伴奏，因此不可能不注意到他钢琴伴奏者的技巧。这是一个名叫卡门·德拉罗什的漂亮墨西哥女人。从他们老练的表达方式和充满想像力的、节奏自由的演奏风格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显然经常在一起演出。　
中间休息时我寻找着埃维，但人很多，而且她可能是这样一种类型的妻子：她们觉得紧张，不愿在人前坐着，而宁愿躲到丈夫的化妆室去。　
罗杰和搭档演奏了激动人心的肖邦的最后一个乐章，听众报以狂热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