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爱》第32章

“我很难过，埃维，”我同情地说，“这对你或孩子们都不公平。我是说，你也应该有机会去巡回演出。”　
“也许等女儿们长大了以后。我只能等待。好了，现在该谈谈你了——我们知道了你医学上的业绩，告诉我在音乐方面你在做些什么。”　
我没有抱任何幻想而来，我知道不可避免地会提到这个问题。毕竟，音乐曾经是联结我们的纽带，我们间的共同语言。难道两条鱼能够在一起交谈而永远不提水吗？　
尽管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其实还花了许多个小时一门心思地琢磨如何对她讲我音乐上的（我能称它为什么呢？）失落，但却始终没能找到恰当的字眼来表达。我能给她什么样的合理解释呢？枪击后的精神创伤？根据我咨询过的心理分析研究，这个说法表面上是讲得通的。但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吗？　
此外，我和西尔维亚的关系所留下的幽灵般的阴影，我还能继续避而不谈多长时间呢？今天我这个样子正是它造成的呀。　
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使得我不是别的样子。　
我从未向任何人袒露过。只有现在，在我向她敞开心扉的时候我才开始明白，这么多年来我生活于其中的痛苦的沉默的全部含义。　
在交谈过程中我也意识到，埃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我能与之坦述这一切的人。　
我从瑞士小镇上的那个下午说起。　
“上帝呀，马特，”她听后同情地低声说道，“那一定是个毁灭性的打击。你怎么受得了啊？”　
从那以后的这些年里，有多少次我对自己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当我意识到我失去了音乐方面的能力的最初那一刻，我是如何承受住的？　
沉默良久以后她说：　
“贝多芬。这使我想到了贝多芬。但是尽管他听不见了，他仍能作曲。他能创造出《欢乐颂》，能在自己的头脑里听到歌唱它的声音。你一定感到自己失音了。”　
“埃维，请你不要太夸张。我并不是个天才。世界并不因为少了我而贫乏一些。”　
“但是你却贫乏了啊，马特。”她说，声音中充满了理解的同情，仿佛她的话是从我的心中说出来的。　
我们沉默了好几分钟，然后她真挚地看着我说：“请把一切都告诉我吧，马特，不要怕。”　
我们一直谈到深夜，谈到西尔维亚，谈到巴黎，谈到非洲，然后是她的完全消失。　
埃维不声不响地听着。　
当我终于说完以后，她凝视着我，然后说：“你仍然在爱着她。”　
“我也不知道。我想她仍然是我精神上的一个存在。”　
“在所有的时间里？”　
“当然不是。有时出现。比如当我听到一只曾为她弹过的曲子。嘿，我说，现在这已经没什么了。”　
“听你说来我得到的印象可不是如此，”她关切地答道，“见鬼，马修，这么久了，你为什么仍在恋着那一切？我的意思是，你相信她会想到你吗？”　
“我不知道。”我支吾道。然后我说：“不太可能。”最后我说：“当然不会。根本不会。”　
“你可以打赌她不会，”埃维生气地说，“看在上帝的分上，音乐是你生命中的灵魂，你怎么可以让她偷去你的灵魂？”　
我无言以对，她仍抓住不放。　
“说呀，马特。这是我，你的老朋友埃维。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可以忍受没有音乐的生活。”　
我怎么能对她说我不能？她是不是已经看出来了？　
她把手放在了我的手上，说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这是她能够想像的最可怕的事了。　
我提醒她说，我是个医生。　
“但你照样还是个艺术家。”她动情地答道。　
“谢谢了，”我喃喃道，“这话出自你口，对我很有意义。”　
她想了片刻后问道：“从那次以后你试过吗？我是说甚至弹弹像《g调小步舞曲》这样简单的东西？”　
“埃维，全没有了，每一个音符都不存在了，连乐句中的休止符都没有了。我已经多多少少地习惯了。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医生我拯救了生命。这是一种殊荣。请相信我，如果我必须选择的话……”　
“可是你为什么需要选择呢，马修？为什么你要受到这样的惩罚？”　
现在我又有点后悔把一切告诉了她。　
然而在内心深处，我知道如果我们没有重逢，这种局面维持不了多久我就会垮掉的。　
第十八章　
我责备自己在埃维家呆得太晚了。她早上得早起，准备孩子们上学，而我并没有这样的责任。但我们被谈话深深吸引，忘了时间。　
在我到家以后，我甚至不得不和自己斗争，打消像过去那样想给她打电话感谢她的荒谬念头。　
我不愿——或不能就这么去睡觉，因此坐下来希望能凭空想出一个随便的借口，好再这样见一次。（也许可以请埃维和孩子们去音乐会或看日场演出；或星期日早上到公园去骑自行车，然后到草地酒家去吃顿早午餐。）当我考虑着各种可能性时，我注意到，它们全是些把我们作为一个家庭来考虑的设想。为什么在我幻想的节目单上，我竟没有放进单独请埃维出去晚餐这一项？　
也许是因为我害怕陷入到感情中去？可是你这个傻瓜，你把今晚和她这种心与心的交流叫做什么？你还能比这陷得更深吗？　
我在自己心里和蔡兹交谈，他嘲讽地问道：“现在又有什么问题了，老大哥——害怕起幸福来了？”　
答案：是的。　
“可是这件事很容易呀，马特，”蔡兹继续开导说，“你们已经是20年的朋友了，这并不是新的开始，而是自然的继续。你为什么不放松一点，听任事情自由发展？”　
有的时候，弟弟的话有点道理，特别是在我的想像中。因此我听从了他的劝告。　
第二天上午，我给埃维打了个电话对她表示感谢。她也避开自己的感情，强调说孩子们都非常喜欢我，求她不久再请我去。　
“顺便问问，”她说，“下星期六有个纪念莫扎特生日的聚会，你有兴趣来参加吗？每年都有一群朋友和同事聚在一起纪念一番。想找个机会演奏一下的人都来。”　
哎呀，听起来有点像在施加压力，但她很快让我放下心来。　
“不想扮演演员的人可以扮演听众，因此你只需坐在那里听，并且原谅那些不可原谅的错误。”　
“错误？”　
“当然啦，这确确实实是一群各式各样的音乐家。我最好的朋友乔琪在朱利尼德学院我们系教中提琴。她丈夫是个会计师，是个极可爱的人，但轻着说他弹钢琴是个笨蛋。他劲头可大了，所以我们就都闭上耳朵。你愿意来吗？”　
“当然。你打算演奏什么？”　
“哦，我演奏《五部曲》，加上他们要把我拉进去的不管什么节目。”　
“听起来很有意思。我什么时候去接你？”　
“8点钟怎样？”　
“行。我需要带什么东西吗？”　
“呃，你可以挑上一瓶好的白葡萄酒，我带上我那有名的卤汁宽面条。”　
“太好了。我盼着去呢。”　
路易吉以四分之一拍的速度把我们送到三层楼下的聚会处，并利用这短暂的路程和我交谈。　
“这位先生是钢琴家，是吧？”　
“谁说的？”我有点疑心地说。　
埃维耸耸肩，表示不是她的责任。这时路易吉说明道：“很明显，你没有带乐器，要不是钢琴你能演奏什么？”　
“哦，我可以唱歌嘛。”我开玩笑道。　
我们的交谈者考虑了半秒钟，然后认定道：“不，我想不会。”　
谈话结束。我们到了。　
我向来不善于在聚会上应酬，所以我总是很高兴有机会弹琴。除了葬礼，在其他所有场合大家一直都邀请我演奏。　
不过这一回，聊天并未使我不知所措，因为所谈的是熟悉的题目，讨论新出现的艺术家时我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当我遇见《纽约时报》的音乐评论家时，我觉得自己“退休”了真是轻松。这家伙什么都评论，包括餐前小吃（幸亏他喜欢埃维做的烤宽面条，不然我会用皮带抽他的）。　
莫扎特的保留曲目被彻底地演绎了一遍，弦乐器特别突出。然后轮到《五部曲》，这是我特别喜欢的。《降e调曲》是我们爱好音乐的会计师主人表现的时候，埃维告诉我，他为此一年到头都在练习。　
当别的参加演出的人快活地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边聊天边调音时，他焦急地站在那里扫视着听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的目光落到了我的身上。　
“喂，那位，”他紧张地笑着，“你不是埃维的朋友吗？我叫哈维，我不记得你的名字了。”　
我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