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101章

illis，1985，p．307）。可是不论多少，未婚夫妻同居与否，都跟当时的立法没有任何关系。以往三令五申视为禁律的行为，现在不但被法律及宗教所许可，同时也为风俗道德并邻里议论所接受。
种种潮流，当然并末以均等的程度向全球流动。虽说凡在准许离婚的国家，其数字都有上升（这是假定以正式形式解除婚姻的行为，在各国都具有同样意义而言），可是婚姻制度本身，在某些国家却特别地不稳定。80年代，凡罗马天主教会的（非共产党）国家，婚姻制度均比较安定。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的离婚率，甚至连拉丁美洲在内，都较一般为低。甚至在以世故自诩的墨西哥和巴西，前者每23个婚礼中，也仅有一对离婚；后者更低，为33：1（不过古巴更低，为40：1）。此外尚有亚洲的韩国，以其经济发展之速而言，婚姻观念可说依然出奇保守（11：1）。日本更奇，甚至到了80年代，离婚率还不及法国的四分之一，比起随时准备离婚的英美两国男女，更有天壤之别。即使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离婚数字高低也依国情不同，不过一般均比资本主义国家为低。其中只有苏联与众不同，倒是一大例外：苏联人民急于打破其结婚誓约的心理，仅次于美国（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9，p．36）。各国变化程度不一，倒不值得人们大惊小怪。但是同一种变化，却能跨越国界、普遍渗透“现代化”世界的现象，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探讨的课题。其中最惊人的现象，莫过于全球的大众通俗文化，或更确定一点，其中的青少年文化，所展现的面貌类似、精神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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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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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离婚、非婚生子女、单亲家庭（绝大多数是单身母亲）泛滥的现象，显示着两性之间的人伦关系陷于危机；那么全球各地兴起的一股青少年强势文化，则指向世代之间人伦关系的重大转变。青少年作为一支具有强烈自我群体意识的族群，年龄层从青春期发育开始一直到25岁左右，已经发展为一股独立的社会动因——发达国家少年男女的青春期萌动，更比上几代提早数年（tanner，1962　p．153）。60和70年代最惊人的政治现象，就是这一年龄层的社会总动员。在政治意味比较没有那么浓厚的国家，这一代为唱片业带来了巨大财富；75％～80％的总出片量——总而言之就是摇滚者音乐——全部被14岁至25岁之间的消费者买去（hobsbawm，1993，pp．28，39）。60年代，各种文化异议边缘分子期待的政治激化现象，也由这个年龄层的男女一手包办。向下他们排除儿童，甚至连青年期也一概抹煞（对他们来说，青年期之意，即意味着还不太成熟的半成人）；向上除了几位大师级人物尚能豁免之外，更完全否定30岁以上众人的一切人性地位。天地之间，唯我族群独尊。
各地激进极端的青年男女，除了在中国是由年迈的毛泽东领军之外（见第十六章），其他都是由同龄的群体带队。当时覆盖全世界的学生运动浪潮，更是如此，即使连学生运动引发的工人事件，如1968－1969年间法意两国的工潮也往往由青年工人发起。也只有从来不曾有过半点实际人生经验的年轻人，才会提出如1968年巴黎五月工潮和意大利次年“炎热的秋天”那般大胆可笑的口号：“我们什么都要，而且现在就要！”（tutto　e　subito）（albers/goldschmidt/oehlke，pp．59，184）。
青少年作为追求“自治”地位的新族群，一个单独成立的社会阶层，更因某种现象，大大扩展其象征意义。其象征意义之丰富，可说自19世纪初浪漫时期以来所未有：英雄的年轻岁月，与其肉体生命同时终结。这种生命倏忽的英雄形象极为普遍，在50年代便以早逝的歌星詹姆斯·迪安（jamesdean）开其端。其后成为青年文化宣泄口的摇滚乐坛，更找到标准的理想象征：巴迪·霍利（buddy　holly），贾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滚石乐团的布赖恩·琼斯（brian　jones），鲍勃·马利（bob　marley），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以及其他多位广受崇拜的偶像人物，都成为早夭生活方式下的牺牲者。他们的死亡，之所以沾染上浓烈的象征气息，是因为他们代表的青春，先天就拥有永恒的意味。演员这份行业，也许可以从事一生；可是作为一名“青春偶像”（jeune　premier），却注定只能发出片刻的光芒。
青少年一族的成员虽然一直在变——通常一个人能够跨身所谓学生“代”的年限，往往只有三四年极短的时间——但是后浪推前浪，它的座位始终不空，一定有人填。青年人自觉到本身是促进社会作用的一个因子，这种青年自我意识增长的现象，也日益为社会所觉察。而其中的商人自是不遗余力，大肆欢迎。至于老一辈人，虽不情愿，也只有勉力接纳。市面上充斥着针对青少年的产品，为凡是不愿意在“儿童”与“成人”之间选择其一者，开辟了另一个广大的空间。到60年代中期，甚至连巴登·鲍威尔（baden　powell）自己一手创建的英国童子军组织（english　boy　scouts，也不得不把组织名称的男童部分去掉，作为向时代气氛低头的表示。还将制服中原有的宽边圆帽，换成强制意味比较不那么强烈的法式贝雷帽（gillis，1974，p．197）。
其实社会中分出年龄层团体，此事并不自今日始，即使在资产阶级式的文明中，社会也一直承认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性功能的发育上已臻成熟，可是在智能及其他生理方面仍在继续成长，对于成人生活也毫无实际接触与经验。现在则由于青春发育期提前开始，身高体型也提早达到成人期的身量（floud　et　al　1990），这一群人的年龄日益降低，但是并不能改变社会一向便有他们存在的事实。唯一造成的改变，在于青少年与父母师长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升高，因为后者依然坚持将他们当作小孩看待，可是青少年自己却觉得已经长成了。传统资产阶级的氛围，往往预期其青年男子会度过一段喧嚣狂乱的成长期，在这段“年轻放荡”的日子过去之后，必将“安定”下来。新时代兴起的新青少年文化，却在三方面与以往的看法大异其趣。
首先，所谓“少年十五二十时”，如今不再被视作成人的预备时期，却意味着完成人生成长的最后一个阶段。人生，就像运动一样，以青少年时为其高峰（在今天，又有多少数不清的少年郎希冀在运动场上扬名），一过30岁，便显然开始走下坡路了，对运动的兴趣也大为降低。可是在社会的现实正好相反，权势、成就、财富，却随着年龄增加（只有运动界及某些演艺界是例外，又或许纯数学也可算作其一吧）——这个现象，毋宁说是人世间不合理安排的又一佐证。请看直到70年代，战后世界可谓完全掌握在老人手里，“老人政治”现象之盛，甚至比前代有过之无不及。换句话说，这些在位的老人——绝大部分是老头子，老太婆少之又少——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有的甚至在大战开始时便已成年。这种老人当道的现象，不独资本主义世界（阿登纳、戴高乐、佛朗哥、邱吉尔），甚至连共产党世界也不例外（斯大林、赫鲁晓夫、毛泽东、胡志明、铁托），并包括各前殖民地的大国（甘地、尼赫鲁、苏加诺）。即使在军事政变出身的革命政权当中，也少见40岁以下的领袖——而事实上以军事政变达到政治改变的，往往多由低级军官为之，因为比起高级将领，前者的行动就算失败，损失也比较少。因此当年仅32岁的卡斯特罗夺得古巴政权时，少年英雄，意气风发，一时间在国际上引起多少冲击。
但是，世界虽然仍握在老人手里，他们却已经默默地，也许甚至不觉地，将位子一点一点地让给年轻一代了。至于欣欣向荣的化妆品业、护发用品业、个人清洁品业，更受年轻消费者欢迎不暇。这些行业的繁荣兴旺，绝大多数得益于少数发达国家的财富积累。60年代末期开始，各国兴起一股将投票年龄降至18岁的趋势——即美英德法4国——对于青年男女开始（异性）性交的年龄，社会上也有普遍认可降低的迹象。另一个趋势却是，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老人比例大增，以及——至少在幸运的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里——老化现象的延后；退休年龄却也提早来到，到了公司经营拮据之时，“提前退休”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