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112章

另外三个次级的冲突中心，也使中东一地的冲突动力不断：即东地中海，波斯湾，以及土耳其、两伊、叙利亚四国的边境地带。三者中最后一个地区的冲突之源，是几度寻求独立未果的库尔德族（kurds）——1918年美国威尔逊总统曾经轻率提出此议，鼓励库尔德人争取国家独立。可是多年来库尔德族始终无法找到一个强有力的盟国支持，结果只把自己跟该区各国的关系搞得一塌糊涂。库尔德族人骁勇善战，向以山间游击作战能力闻名天下。它的邻人也一有机会，便想方设法欲将其赶尽杀绝，包括80年代的毒气攻击。至于东地中海区的状况，由于希腊与土耳其两国同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相比之下尚属宁静。不过希土两国也有冲突，导致土耳其人一度侵入1974年被划分的塞浦路斯（cyprus）。可西方强国、伊朗、伊拉克三方在波斯湾称雄争霸的结果（伊朗此时已由革命政权当政），却造成8年残忍的血战（1980…1988年）。并于冷战结束之后，依然掀起了美国及其盟邦在1991年与伊拉克的一场闪电大战。
第三世界中却有一块地面，即拉丁美洲，与国际间全球及地区性的冲突可称距离甚远，这隔离的局面一直到古巴闹起革命为止。拉丁美洲，除了加勒比海上的一些小岛和南美大陆上几小片地带外——如圭亚那，以及当时仍叫英属洪都拉斯（british　honduras）的伯利兹（belize）——一般脱离殖民的年代甚早。就文化和语言的层面而言，此地的居民属于西方人。甚至连其穷苦民众，也多为罗马天主教徒。除了安第斯山脉某些地区及中美一带，其居民也都能说或懂一种欧洲语言。从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者手中，拉丁美洲社会沿续了一套复杂精细的种族等级制度；同时，却也因其以男性为主的征服历史，开始一段种族杂婚的传统。中南美洲大地之上，鲜有纯正的白种血统，只有在原住民稀少的南美南端一带（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南部），由于拥有大量的欧洲移民是例外。但是不论混血或纯种的社会，个人成就及社会地位的因素，都使种族区别不明显。早在1861年，墨西哥便选出了一位显然具有萨波特克印第安（zapotec）血统的胡亚雷斯为总统。就在笔者写作本书之际，阿根廷和秘鲁两国，也分别由黎巴嫩伊斯兰教移民和日本移民出任总统。相比之下，这种选择在美国却依然无法想象。到今日为止，在其他各大洲饱受种族政治和种族建国主义荼毒之下，拉丁美洲始终能免于这种恶性循环。
更有甚者，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虽然了然于自己身处所谓“新殖民”的依赖地位，但是其所依赖的唯一帝国主子美国，毕竟识时务，不曾以船坚炮利对付拉丁美洲的几个大国——不过对其他国微势弱的小国，美国大爷却毫不犹豫立即动武，丝毫不曾假以辞色。而从美国南部边境的格兰特河开始，一直到南美南端的合恩角（cape　horn）止，中南美洲各国也都相当识相，深谙向华盛顿看齐靠拢，方为立国上策的真谛。成立于1948年的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american　states，oas），总部即设在华盛顿，向来对美国言听计从。于是当古巴竟敢起来革命时，美洲国家组织便连忙将它扫地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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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第三世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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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第三世界及基于其理念起家的各种思想意识正如日中天之际，第三世界这个观念本身却开始破碎瓦解。各国分野差距之大之巨，到了70年代愈加明显。事到如今，已经不是一名一词所能涵盖包括。虽说第三世界之名依然相当好用，足可以区分世界上众多穷国与富国。当时被称为“南”与“北”两大区域之间的贫富鸿沟，显然仍在日渐深阔之中，区别差异自不可免。“发达”世界（即“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诸国）的平均国民生产总额与落后国家（“低度”和“中度”经济开发地区）的差距也在逐渐拉大：1970年，前者为后者的14．5倍；到1990年，更扩大到高于24倍（world　tables，1991，table　1）。但是尽管如此，第三世界的成员显然已经不再具有单一同种的属性了。
造成这种“一种尺码”不再符合各家身量的最大原因，来自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973年的价格战中获得胜利，使得世界上首次冒出了一批以前不管以任何标准衡量，都属于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如今它们却摇身一变，成为世界性的超级百万富翁国；其中更以那些人烟稀少，由酋长苏丹（多为伊斯兰教）统治的沙漠或丛林小国为最。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50万名国民为例（1975年），在理论上，他们每人都拥有13000美元以上的国民生产总额——几乎为同一时期美国的两倍（world　tables，1991，pp．595，604）。像这样一类国家，如何再与——比方说——巴基斯坦——那种鸽子笼式的国家继续相提并论？穷困的巴基斯坦，国民平均生产总额仅有可怜的130美元。至于其他人口较多的产油国，自然无法达到如此暴富的程度。可是石油致富毕竟证明了一个新现象：这些只靠单宗出口的国家，即使其他方面再落后不足，却可以因此变为极富。就算这些得来容易之财，千篇一律都被任意挥霍，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来得容易去得快，到90年代初期，沙特阿拉伯已经把自己搞成债务国了）。
其次，众所共睹，第三世界中某些国家已经快速地转变成为工业国家，加入第一世界阵营——虽然相比之下，其财力依然逊色许多。以韩国为例，该国工业建设的成果虽然惊人，其国民平均生产总额（1989年），却仅比欧共体最贫穷的成员葡萄牙稍高而已（world　bank　atlas，1990，p．7）。但是，即使不论质的差异，韩国也不可再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相提并论。两国的平均国民生产总额于1969年完全相同，到70年代中期，依然相去不远，同属一个等级；但如今双方差距则已有5倍之遥（world　tables，pp．352，456）。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于是一个类别，所谓“新兴工业国”的称号于此时诞生，上了国际术语的名册。这张榜，并没有一定的版本及定义，可是入榜者一定都包括了“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第三世界工业化突飞猛进，因此马来西亚、菲律宾、哥伦比亚、巴基斯坦、泰国以及其他某些国家，也曾经榜上有名。事实上这一类快速兴起的工业力量，跨越了三大世界的界限，因为若严格而论，原有的“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即资本主义国家）如西班牙和芬兰，以及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包括在新兴工业国的行列之内。至于7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自然更不在话下。
事实上在70年代，观察家开始注意到一种“国际分工的新秩序”，也就是以世界性市场为对象的工业生产，开始由前此独霸此业的第一代老工业经济地带，向世界其他地区大量转移，这种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出于精打细算，刻意将其生产及供给的作业，由旧有工业中心转向第二和第三世界所致。而转移的结果，最终连高科技工业中一些极为精密的高级技术作业，如研究发展的工作，也随之外流。现代交通传输上产生的革命性进步，更促成全球性生产作业的可行性及经济效益。此外，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也用心良苦，不断以征服出口市场的手段，以达到本国工业化的目的。有时甚至宁可放弃对本国市场的固有保护，也在所不惜。
有心人只要往北美任何一个购物中心，勘查一个其中琳琅满目的商品的原产地，即可见经济全球化现象之一斑。这股趋势，自60年代起慢慢展开，1973年后，在世界经济遭遇困难的20年中开始突飞猛进。其进展程度之快，可以再次以韩国为例佐证。50年代末期，该国80％的就业人口仍在从事农业，而其四分之三的国家总收入，也由农业收入而来（rado，1962，pp．740，742－743）。1962年，韩国开始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到80年代后期，农业生产在其国内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仅为十分之一。至此，韩国已经一跃而为非共产党国家当中第八大工业经济力量。
对于另外一些国家而言，它们在国际统计数字的排行榜上却敬陪末座（有些甚至一落千丈，沉沦至此），其无可救药的程度，甚至连国际盛行的委婉掩饰，所谓“开发中”一词，也难以为它们粉饰打扮。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