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1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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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本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年代里，原本存在于第三世界少数现代化或西方化的统治阶级，与其广大群众之间的那道巨大鸿沟，开始在社会的转型下逐渐缩小。至于这项转变究竟如何成形，以及转变的自我意识为何，我们不得其详。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多数连像样的统计机构都不具备，也缺乏市场及意见调查研究，更没有社会科学的院所及学人可供效力。不过，即使在文件记录最进步完善的国家里，凡是由基层群众发动的社会活动，刚开始往往难于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年轻人的新文化新时尚初起之时，往往难于预料掌握之故。有时，甚至连那些靠年轻人赚钱的人，如流行文化业者，对于新萌芽的趋势走向也懵然不觉，更别说父母辈了。然而话虽如此，在少数特权精英阶级的意识层下，在第三世界的城市里，显然毕竟有一种不明的因素在激发、在萌动。甚至在那完全寂沉，有如一泓死水的比属刚果（今扎伊尔）亦然。除此之外，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在那死气沉沉的50年代，该地却兴起了一种于60和70年代非洲最有影响力的流行音乐（manuel，1988，pp．86，97－101）？讲到这里，我们又如何解释，这个一直到当时为止，不但对当地人受教育一事抱反感，对任何内部政治活动也厌恶有加的殖民地；这个在外人眼中，无异于“明治维新前的日本，闭关自守，对外界敬谢不敏”的刚果（galvicoressi，1989，p．377），竟会在1960年，突然政治觉醒，使得比利时人赶紧拱手让出，任其独立？
不管50年代百般纷乱，到60和70年代，社会转型的大势已经明显，在西半球如此，在伊斯兰世界情势确凿，在南亚及东南亚几处主要国家也是。矛盾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居于第三世界地位的地区里，即苏联的中亚及高加索区，改变的迹象却最为微渺。其实世人往往不知，共产党革命也是一种保守动因。共产主义的革命，是以转变人类社会中特定的层面为目标——如国家的权力、财产的关系，经济的结构及类似的项目等等——除此而外，却将其他事务冻结在革命以前的状态，至少也严防谨守，绝不容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转动变化，倾覆动摇其半分。共产党政权最有力的武器——国家权力——其实对改变人类行为相当无能，远不及吹捧或批评它的正反两面辞藻（所谓“社会主义新人”，或相对的“极权暴政”）想象的厉害。一般以为，居住在苏联与阿富汗边境之北的乌兹别克（uzbeks）和塔吉克（tadjiks）两族，其教育文化和经济生活，显然要比他们居于南方的族人要高出许多。其实不然，居于南部的族人并不比居于北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了70年的族人差到那里。同样道理，1930年以来，民族之间的流血斗争似乎也已式微，而且可能从来就不曾需要共产党统治当局烦恼操心（不过在这数十年的集体社会生活中，骇人听闻的事件却仍难免：苏联法律年鉴中，就曾记载过一起因集体农庄上打谷机意外绞死人而引发的仇杀事件）。但是时光流转，到了90年代初期，往日旧观再现，使得观察家必须提出警告，认为“车臣地区（chechen）大有自我灭族之虞，因为绝大多数的车臣家庭，都卷入了某种家族仇杀复仇的纠纷之中。”（trofimov／diagava，1993）
因社会转型而产生的文化效应，有待未来的史家作春秋，眼前我们尚无法细究。但是有一个现象却很明显，那就是即使在传统性极强的社会里，过去用以维系向心力的相互义务与习俗关系，如今都面对着日愈增加的压力。学者发现：“加纳以及非洲各地固有的家族关系，在巨大的负荷之下勉力支撑运作。就好像一道旧桥，多年来在高速往来的交通重压之下，年深日久，桥基已经崩裂……农村的老一代，与都市中的年轻人，相隔着数百英里破旧难行的道路，以及数百年来的新发展，彼此深深地隔离着。”（harden，1990，p．67）
至于政治上的矛盾比较容易厘清。随着大量人口——至少就年轻人及都市居民来说——拥入现代世界，对于过去一手造成殖民后第一代历史的一小撮西方化精英阶级而言，他们的垄断地位自然开始遭到挑战。同样受到挑战的，还有当初新国家赖以建立的建国章程、思想意识，以及公共事务言论使用的词汇、语法。因为这一批又一批的都市或都市化的新居民，尽管受过再多的教育，但单就人数众多一点而言，他们毕竟不是旧有的精英阶级。后者来往的对象，是外来的殖民者，或自己留洋归来的同类。多数时候——尤以在南亚为最——前者对后者极为忌恨。总而言之，贫苦大众对西方19世纪追求世俗成功的人生观不表同感，在西方的几个伊斯兰国家，在原有的非宗教领袖与穆斯林民众的新兴力量之间，冲突日显，而且爆炸性愈为严重。从阿尔及利亚到土耳其，凡是实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国家，有关宪政法治的价值观念，尤其是保障妇女权利方面，其捍卫者多属领导该国由殖民政权解放出来的世俗政权，或其一脉相传的继承者（如果至今还存在的话）。因此，政府以军事力量，与民意相抗衡着。
这类冲突发生的地区，并非仅限伊斯兰教国家；与进步观念相作对的人士，也不只是贫苦大众。印度人民党印度教徒的强烈排他性，即获得新兴的企业和中产阶级的支持。80年代，一股意外的种族宗教国家主义潮流，更将原本平静繁荣的佛教国家斯里兰卡，一转而成杀戮战场，其激烈野蛮，只有萨尔瓦多可以相比。争端植因于两项社会转变的因素：旧有的社会秩序瓦解，农村产生巨大的自身定位危机；以及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教育程度提高的年轻群众（spencer，1990）。广大的乡村地面，因人潮的出入而改变；现金式交易的经济，使得贫富差距愈深而分裂；教育带动的社会流动分布不均，带来了动荡不安；过去虽然划等分级，却至少能使人人各知其所的固有阶级地位，其具体的表征、语言，也日渐消失淡去。凡此种种，都使乡间人口忐忑不安，天天生活在对家园前途未卜的焦虑之中。于是一些具有强调“集体结合”意味的新象征新仪式，开始纷纷出现——其实即使连这种“集体结合”意识的本身，也属于前所未有的新事象——如70年代在佛教界突兴的会众膜拜活动，取代了过去固有的私人性质家庭祈祷。此外在学校运动会上，以借来的录音机播放国歌的开幕典礼，也属于这种心理。
凡此种种，都是一个变动中的世界，一个随时可以点燃爆炸的社会的政治百态。而所谓国家政治这个玩意儿，原是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人的发明和认知。在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里，根本是前所未有，或至少不曾获准实行的外来之物，于是更增添其变幻莫测。至于其他地区，如果向来便有基层群众运动性质的政治传统，或安静的大多数一向默认统治阶级的合法性，那么某种程度的社群意识，便多多少少得以延续，如哥伦比亚人，生来都有一丁点儿这类意识，不是自由派便是保守党，这项传统，已经延续了100多年——马尔克斯（garciamarquez）的读者都该知道这种情形。旧瓶新酒，也许瓶中的内容被他们改变，瓶外的标签则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