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125章

无法幸免。我们将会看见，这种氛围，造成这些国家的传统政治形态的解体。到了1990－1993年间，人们再也无法否认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确已经陷入不景气的事实。但是怎样救治，却没有人敢认真地拍胸脯儿，只能暗暗希望霉头赶快过去。然而，有关危机二十年的最大真相，倒不在资本主义好像不如当初黄金年代灵光，问题却出在它的整体操作已经完全失控。世界经济不稳定，大家都束手无策，不知如何修理，也无人有仪表可以操纵。黄金时代所用的主要仪表，即由国家或国际间协调拟定的政府政策，现在已告失灵。危机二十年，是一个国家政府失去其经济掌握力的时代。
这个现象，一时之间并不很明显，因为大多数的政治人物、经济学家、企业人士，（照例）看不出时代经济已经走在永久性的转向关头。多数政府在70年代提出的对策，只是短期的治标方法，他们以为，不消一两年的工夫，大局必会好转，重回往日繁荣增长的景象；已经灵验了一代之久的锦囊妙计，何必无事生非随便乱改？于是这10年的故事，事实上根本就是寅吃卯粮，举国向未来借光的故事——就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的政府而言，它们的对策便是对外大笔借债，希望短期之内即能归还——并祭起凯恩斯派经济管理的老方子来治新症。结果，在70年代绝大部分时间里，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均是由社会民主政府登台（或在保守派失败之后，再度复出），如英国于1974年，美国于1976年。它们自然不可能放弃黄金时代的当家法宝。
当时提出的另外唯一一项对策，来自主张极端自由主义一派的经济神学。这一群长久以来属于孤立地位的少数，笃信绝对自由的市场制度，早在股市崩溃之前，就开始对凯恩斯学派及其他主张管理式混合经济与全面就业的阵营展开攻击。这个一向以来因循套用的政策显然不再灵光，1973年后尤其严重，愈发使得这批个人主义门下老打手的信念更加狂热。新增设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69年），于1974年颁给了海耶克，更促使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风气在此后的流行。两年后，这个荣衔再度归与另一位极端自由主义的名将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于是1974年后，自由市场一派的人士开始转守为攻——不过一直要到80年代，他们的论调才成为政府政策的主调。其中只有智利例外，该国的恐怖军事独裁政权在1973年推翻人民政府之后，曾让美国顾问替它建立起一个毫无限制、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可见得在自由市场与政治民主之间，本质上并无真正关联（不过，在此得为海耶克教授说句公道话，他可不像那些二流冷战宣传家一般，硬说两者确有关联）。
凯恩斯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论战，论其内容，并不是两派经济专家在纯粹学术上的对峙；论其动机，也不是为当前种种前所未见的经济困境寻找答案。（比方说，当时有谁曾经考虑过，那种迫使70年代必须造出一个新经济名词“停滞性通货膨胀”（stagflation）来形容的现象——即经济增长停滞，物价却一味上涨，两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意外组合？）根本上，这是一场两派完全不相容的意识思想之战，双方都提出自己的经济观点。凯恩斯派认为：多亏有优厚薪金、全面就业，以及福利国家三项特色，才创造了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则是经济扩张的能源。经济不景气，就该加入更多需求打气。新自由主义一派则反驳道，黄金时代的自由政治经济气候，使得政府及私人企业不致采取控制通货膨胀和削减成本的手段，才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也就是利润——得以不断上升。总而言之，他们主张，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双自由市场上“看不见的手”，必能为“国富”（wealth　of　nations）带来最大幅度的增长，国内财富收入的分配亦能因此维持长久。这套说法，却完全为凯恩斯学派否定。两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可是双方的经济理论，却都将某种意识形态予以理性化了，即对人类社会持有某种先验性的看法。比方说，实行社会民主制的瑞典，当年曾是20世纪一大经济成功典范，可是新自由主义分子对它却既不信任又有反感。厌恶的原因，并非由于瑞典不久就会一头撞入危机的20年——其实当时无论哪一类型的经济，都将不免于这个噩运——却因为瑞典的成功，乃是奠定于“瑞典著名的经济模式，以及其中集体主义性质的平等观及合作论”上（financial　times，11／11／90）。相反地，撒切尔夫人领导的英国政府，即使在其经济颇获成功的年代，也为左派不喜欢，因为她的政府，乃是建立在一个没有社会观念，甚至反社会的自我中心观点之上。
这方面的潜在立场，基本上根本无法提出讨论。比方说，假定我们可以证明，医用血液最好的获取途径，乃是来自那些愿意以市场价格交易的自愿卖血者。像这样一种说法，有可能驳倒拥护英国免费献血制度的正大言论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蒂特马斯（r．m．titmuss）在其《赠与关系》（the　giftrelationship）一书中，即曾为献血制度慷慨陈词。他也同时指出，其实英国这种非商业性的献血方式，论效率并不比商业差，安全度则更有过之。在其他相同条件下，社会中成员若愿意慷慨伸手，帮助其他不知名的同胞，像这样一个社会，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总比众人袖手旁观为佳。正如90年代初期，由于选民起来反抗当地猖獗的贪污现象，意大利政治体系为之崩溃——唯一不曾为这股正气大雪崩埋陷者，只剩下那些体制外的党派。选民的愤怒，并非因为许多人真正身受贪污之害——其实相当数目的人，甚至绝大多数，都从中受惠——而是出于道德立场。总而言之，挥舞绝对个人自由大旗的旗手们，面对着无限制市场资本社会的种种不公不义，却能视若无睹（如80年代绝大多数时间的巴西），甚至当这样一种制度无法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时，依然不改其坚持的主张。反之，相信平等和社会公平的人（如笔者），却一有机会就表示，即使如资本主义式经济的成就，也唯有在国民所得维持相当平衡的基础之上，才最能稳固，如日本。同时，双方还将自己的基本信念，进一步转换成实用观点。比方说，以自由市场价格决定资源分配，是否尽乎理想，或只应属次要手段等等。然而唾沫横飞之余，两边还是要提出实际处理“经济发展减缓”的适当办法，才算得上真本事。
从政策层面观之，“黄金时代经济学”支持者的表现并不甚佳。部分原因，是因他们被自己的政治主张及意识倾向所束缚，即全面就业、福利国家，以及战后的多数议会政治。进一步说，当黄金时代的增长再不能同时维持“企业利润”和“非企业所得”的增加时——两项目标中，势必非有一边牺牲不可——这批人士便被资本和劳工两边的需要夹在中间了。以瑞典为例，在70和80年代，这个社会民主政制的楷模国家，靠着国家对工业的补助，并大量分配及扩张国家与公共的就业机会，于是全面就业获得相当成功，因此成为整体福利制度的一大延伸。但是全面就业的政策，依然得依赖以下的手段才能维持：限制就业人口的生活水平，对高收入采取惩罚性的税率，以及庞大的国家赤字。一旦“大跃进”的年代一去不返，这些自然便都成为治得了一时、救不了永久的暂时手段。于是从1980年中期开始，一切都颠倒过来，等到短促的二十世纪之末，所谓“瑞典模式”，即使在原产国也黯然撤退了。
然而，其中的最大打击，莫过于1970年后世界经济的趋于全球化，国际化大风所过之处，各国政府莫不在这个难于控制的“世界市场”之下低头——恐怕只有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美国不致受其摆布。（更有甚者，这个“世界市场”对左派政府的不信任，显然远超过右派。）甚至早在80年代，富有的大国，如法国（当时在社会党政府领导之下），也发现仅凭自己单方面的手段，已经无法重振经济。在密特朗总统上台两年之内，法国便面临账务平衡（balance－of…payments）危机，法郎被迫贬值，凯恩斯派的“需求刺激”理论也只好束之高阁，开始改弦更张，改用“带人情味的节约政策”。
而在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人们也感到一片迷茫，到了80年代末期更明显。一旦黄金时代不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