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135章

retched　of　theq　earth）一书的作者，原是加勒比海地区一名心理学者，曾参与阿根廷的解放战争。书中讴歌暴力，认为它是被压迫者的一种精神解放形式。知识圈中的某些行动派阅此深受震撼，此书随之便成了他们的重要经典，影响日大。
简而言之，身穿迷彩服出没热带丛林的游击形象，成为60年代第一世界激进派的中心印象，甚至是他们最主要的灵感。“第三世界论”者相信，世界的解放，将由周边穷苦的农业地带发动完成，这些被剥削、被压榨、被众多文献称为“世界体系”里的“核心国家”所迫、沦于“依赖地位”的广大地区，却要回头来解放全世界。这个理论，抓住了第一世界左派理论家的心。如果说，根据“世界体系”说，世上的烦恼之源，不是出于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却在于第三世界于16世纪陷于欧洲殖民主义之手，那么，只要在20世纪，将历史的过程反转过来，第一世界感到束手无策的革命人士，便能有突破之路，冲出这个无能为力的困境了。难怪有关这方面最有力的言论，往往来自美国的马克思派，因为想要靠美国的内部力量，产生赢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希望，实在太渺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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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第三世界与革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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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在繁荣兴旺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度里，若以叛乱骚动，以及群众运动的古典模式引发社会革命，这种可能性如今根本没有人认真考虑了。然而就在西方繁荣的最巅峰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核心内，各国政府却忽然意外地——刚开始甚至甚感不解地——发现自己竟面对着一种仿佛类似旧式革命的现象。此中现象，透露了貌似稳固、却实有漏洞的政权的弱点。1968－1969年间，一股反叛狂飙，吹遍了三大世界（至少其中的一大部分）。暴动的浪头，为一股新生的社会力量——各地学生——送往各个角落。此时甚至在中型的西方国家里，学生人数也已经以数十万计，不久更要高达以百万计（见第十章）。更有甚者，学生除了人数众多，更有三项政治特征助其威风，愈增其政治要求的效力。其一，他们全部聚集在硕大无朋的知识工厂中，动员容易，比起社会真实大工厂里的工人，空间时间绰绰有余。其二，他们通常都在各国首都大城之内，随时在政客的眼目及媒体的照相机紧盯之下。其三，身为受教育的阶级，经常也是殷实的中产阶级之后，而且更是供本国社会擢取统治新秀的来源（举世皆然，尤以第三世界为最），当局对他们自然多有容忍，不会像对付下等阶级般轻易开枪扫射。在欧洲，不论东西，甚至在1968年5月的巴黎，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暴乱及街头格斗当中，学生都不曾遭到严重的伤亡。有关当局小心谨慎，全力避免造成烈士。至于在确有重大屠杀事件发生的地方，如1968年的墨西哥城——在军队驱散一次公共集会的骚乱中，根据官方统计，共有28人死亡，200人受伤（gonzalez　casanova，1975，vol．ii，p．564）——墨西哥政治日后的轨道，因此而永久地改变了。
学生人数的比例虽然不高，但是由于以上缘故却极有影响。尤其在1968年的法国，以及1969年“炎秋”的意大利，学生暴动引发了巨大的工人罢工浪潮，甚至造成全国经济暂时瘫痪。然而，它们毕竟不是真的革命，也不可能发展成真正革命。对工人来说，他们加入这些行列，只是从中发现一个机会，原来自己在工业中具有讨价还价的能力；而这个讲价实力，他们已经默默积聚了20年而不自觉。工人，不是革命者。至于第一世界的学生骄子，他们对推翻政府、夺取权力这类锱铢小事，更不看在眼里。不过1968年5月法国的一场学生大乱，却也差点使戴高乐将军跌下宝座；事实上，也的确缩短了他的统治生涯（戴高乐于一年后告老退休）。而同一年美国学生的反战示威，则将约翰逊总统（l．b．johnson）拉下台来（第三世界的学生，对权力的现实面看得比较清楚；至于第二世界的学生，则深知自己对权位最好敬而远之）。西方学生的叛乱行动，文化革命的色彩较浓，是一种抗拒的表现，排斥社会上由“中产阶级父母”价值观所代表的一切事物，其中细节已在第十章和十一章内有所讨论。
尽管如此，这一代反叛学生里面，毕竟有相当数目之人因而开始注意政治，他们自然都接受了激进革命及全面社会转型的教导，以他们的精神领袖为导师——即非斯大林派的十月革命偶像马克思以及毛泽东。自从反法西斯的时代以来，马克思思想第一次走出家门，不再限于莫斯科正统理论的禁锢，吸引了西方大批年轻的知识群众（对于第三世界来说，马克思思想的魅力自然从来没有停息）。这是一个奇怪的马克思学说现象，不以行动为战场，却在讨论会中、学术场上喋喋不休，再加上当时学术界流行的各类思潮，有时还凑上其他形形色色的意识思想、国家主义、宗教学说。这一片花花世界的声音，完全从课堂上进发而出，而非工人生活的实际体验。事实上，这些思想、讨论，与这一群马克思新门徒的实际政治行为毫不相干。他们大声疾呼，主张进行激进的战斗手段，而这种战斗行为，其实根本不需要任何研究分析。当初的乌托邦理想如泡沫散灭之后，许多人又回到——或可说转向——左派的老路上去（如法国的社会党，即在此时重整，意大利共产党是另外一例），而如今的左翼党派，在年轻新鲜血液的注入后，也颇有部分振兴的气象。这既是一场知识分子的运动，自然也有许多成员被拉入学术圈的阵营，在美国的学术界里，便因此造成政治文化激进分子空前地众多。另有部分人，则视自己为继承十月传统的革命者，遂纷纷参加或重建列宁式训练有素的小团体，最好是秘密性质的“先锋”型干部组织为佳，以向大型团体渗透，或以恐怖行动为目标。于是在这方面，西方与第三世界合而为一，后者也有数不尽的非法战将，磨拳擦掌准备以小团体的暴力，补偿前线大规模的败退。70年代的意大利，曾出现各种名目的“红色旅”，可能便属于布尔什维克一系在欧洲最重要的劲旅。于是一个奇特的秘密世界从此冒出，在这里，国家主义的行动团体，与社会革命意识的攻击部队，共同在国际密谋网中相结合。其中有“红军”（一般规模甚小）、有巴勒斯坦人、有西班牙巴斯克叛乱分子、爱尔兰共和军，以及其余形形色色各路人马，并与其他非法地下网络相重叠，同时又为情报组织所渗透，受到阿拉伯与东方国家所保护，必要时甚至予以援助。
这是一个大千世界，是谍报小说恐怖故事作家笔下最好的素材，对后者来说，70年代真不啻黄金时光。这是西方历史上残暴与反恐怖行为并行的最黑暗时期，这也是现代残虐暴行的黑色时代。死亡与绑架者的魔爪伸延，还有那标志不明、使人“神秘失踪”的汽车横行——可是人人都知道那些车辆来自军警、来自特务谍报单位、来自已经脱离政府掌握，更别说民主手段能控制的超级组织。这是一场难以启齿的“肮脏战争”。甚至在拥有深厚宪法程序传统的国家，如大不列颠，也可见到这种不堪手段的运用。北爱尔兰冲突初起的早年，便曾出现过相当严重的状况，引起“大赦国际”（amnestyinternational）关切，纳入其有关虐待状况的报告书中；而最恶劣的例子则出在拉丁美洲。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虽然并没有太多人予以注意，不过它们却并未受到这股邪恶风气的感染，它们的恐怖时代已经抛在背后，国境内也没有恐怖分子活动。只剩下一小群持不同政见者深深知道，在他们的处境之下，笔的力量远胜于剑。或者可以说，打字机的威力（再加上西方公众的抗议支援），远胜过炮弹的破坏力量。
60年代末期学生的反抗运动，是旧式世界革命的最后欢呼。这个运动，从两方面看皆具有革命意义。其一，在于其古老的乌托邦理想追寻，意欲将现有价值观做永久性的翻转，追求一个完美的新社会。其二，在其诉之以行动的实际运作方式：走上街头，登上山头，架起防栅，爆炸袭击。这也是一股国际性的革命运动，一方面因为革命传统的意识思想，从1789－1917年，始终是普遍性国际性的追求——甚至连巴斯克主张分离运动的自由党，这种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团体及60年代的标准产物，也宣称自己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