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1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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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思考宣告失效，群情却愈发激烈，这种情形并不是第一次。于是走投无路之下，在这个危机年代，以及各地国家、制度纷纷崩解之际，便在政治上拥有极大的爆发力量。正如两战之间年代的憎恨情绪，曾经造成法西斯思想的猖獗一般；在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里，第三世界发出的宗教性政治抗议，以及迫切寻求认同安全感与社会秩序的饥渴呼声，就为某些政治力量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建立“社区家园”的要求，习惯上恰与建立“法律与秩序”的呼吁相呼应）。这些力量于是进而推翻了旧有政权，建立了新的政权。然而，正如法西斯也不曾为大灾难的时代提供解决办法一样，它们也不能为新千年的世界提出答案。在短促二十世纪的末了，甚至看不出它们能否组织出全国性的群众力量，一如当年在法西斯攫得决定性的国家权力之前，即已将法西斯思想捧上政治强权的那股群众势力。细数其最大资产，恐怕只在它可以不受那与自由主义形影不离的学院派经济学的干扰，以及反政府者的滔滔言论罢了。因此，如果政治的气候决定工业应该收归国有化，就绝不会有乱议国是的相反意见前来阻扰，尤其是在它们根本不懂这些“胡说八道”有何意义之际。其实，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不论由谁去做，也都不见得比别人更知道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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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迈向新的千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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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本书作者同样也不知如何是好。不过，某些长期的发展态势极为明确，在此可就其中几项问题略作陈述，至少，也可以找出可能解决的条件。
长期而言，未来两大中心议题将是人口和生态。世界人口自从20世纪中期以来，即已呈爆炸性的增长，一般认为，将于2030年左右在100亿边缘稳定下来，即1950年人口总数的5倍。主要的缓慢因素，将来自第三世界出生率的降低。如果这些预测爆出冷门，世人对未来所做的一切赌注估计都将出差错。但是即使这个推算大致不离谱吧，届时人类也将面对一个历来不曾面临的全球性大问题，即如何维持世界人口稳定。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如何保持世界人口在一定级数的上下，或以一定趋势稍许增减（至于全球人口剧降的情况，虽然不大可能，却非完全不能想象，“不过”将会使问题更加复杂）。然而，不管人口是否稳定，世界人口必然继续向外迁移，使得不同区域之间已有的不均衡状态更加恶化。总的来说，未来也将如短促的二十世纪时期一般，发达的富国，将是人口首先达到稳定的国家，甚至还会趋于减少，正如20世纪90年代之时，已有数国出现这种现象。
若以萨尔瓦多或摩洛哥的标准而言，那么富国中的男女，人人都称得上是有钱人家。拥有大量年轻劳动力的穷国国民，必在富有世界中共争那卑微工作。后者则长者日增，孩童日少，势将在以下三者之间作一选择：①大量开放门户欢迎移民；②于必要时高筑栅栏防范移民（长期而言此举可能不切实际）；③另谋他法。最可能的途径，也许是给予暂时性的工作许可，及有条件的移民，不授予外来者以公民的社会和政治权利，也等于创造出一个根本上不平等的社会。这种安排，从干脆表明态度的南非、以色列两国的“隔离政策”（这种极端的状况，虽然在某些地区日渐减少，却尚未完全由地表失踪），一直到非正式的容忍移民（只要他们不向移入国有所要求），情况不一。因为这些劳动性的移民，纯系将此地视为不时前来工作挣钱之处，基本上仍以本国本乡为立根之地。20世纪后期交通运输进步，再加上贫富国家之间收入悬殊，这种住家与就业在两地分别并行的现象将更加可行。长此以往（甚至就中期而言），本地居民与外来客之间的摩擦是否因而更大，未来发展仍未可知，将在永远的乐观者与幻灭的怀疑者之间，成为争辩不休的题目。
这类分歧，势必于未来数十年之间，在各国政治及国际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自是毋庸置疑。
至于生态问题，虽然就长期而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却没有立即的爆炸作用。这个说法，并无小觑生态问题重要性的用意——不过自生态一事于70年代进入公共意识和公众议论的领域以来，世人确有以末日立即临头的口吻来讨论的错误倾向。然而，虽说“温室效应”也许不会使公元二千年时的海平面，升高到足以淹没孟加拉和荷兰全境的程度；而地球上每天每日，物种不知死多少的状况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一个如短促二十世纪般的经济增长，如果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假定有此可能），对这个星球的自然环境，包括身为其中一部分的人类而言，势必造成无可挽回的灾变。它不会使这个星球毁灭，也不会使其完全不可栖息，但是一定会改变这个生物圈内的生命形态，甚至有可能不适合我们今天所知的人类，以任何接近今天人数的状况继续居住。更有甚者，现代科技愈发加速了我们这个物种改变环境的能力，因此就算我们假定改变的速度不再加快，剩下能让我们寻找对策的时间，也将只能以数十年而非数百年计了。
生态危机的脚步接近，究竟有何对策可行？关于这个答案，只有三件事可以肯定。第一，必须是全球性的努力，而非局部性的方案。当然，个别而言，如果全球污染的最大制造者——即那仅占全球人口4％的美国人——能够将他们消费的油价提高到合理的程度，也许可以为挽救地球的工作，多争取一点时间。第二，生态政策的目的，必须“彻底”与“合理”双管齐下。而只靠市场性的解决，如将皮箱的环境成本，加入消费者商品与劳务的价格之内，便是既不彻底也不合理的做法。美国之例可证：甚至稍微增加一点能源税，都足以掀起轩然大波，引发成不可克服的政治阻力。1973年以来的油价记录也可佐证，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里，6年之间，能源成本暴增12至16倍，也不足以减少能源的使用，却只能使它的使用更有效率而已。同时反更鼓励其他一些在环保上效果可疑的新能源——如化石燃料（fossil　fuel）的投资。这些发展，势将再度造成油价的下降，并鼓励更多浪费。而在另一方面，种种诸如零增长世界的拟议——更别谈反璞归真，人类与自然共生的诸般幻想——也都根本不切实际。在目前这种状况下，所谓的零增长，势必冻结各国之间已有的不平等现象。瑞士一般居民自然可以忍受，印度的普通老百姓却不能同意。难怪支持生态论调的主要来源，多是富有国家，以及所有国家中那生活优裕的有钱人及中产阶级（除了那些靠污染赚钱的生意人例外）。而贫穷国家，人口猛增，普遍失业，自然要更多更大地“开发”了。
但是不论富有与否，支持生态政策绝对正确。就中期而言，发展增长的速率应该限制在“足以存活”的层次——不过这个名词已经好用到无甚意义了——而从长期着眼，在人类与其消耗的（可更新的）资源，及其活动对环境产生的效果三者之间，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的立足点。但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敢推测，到底该如何达到这个目的？以及在何等的人口、科技与消费层次上，才能达到这一平衡？科学的专门知识，自然可以为我们打造出避免那不可挽回的危机的钥匙，可是此中平衡的建立，却不属科学与技术范畴，而是政治与社会议题。然而有一事绝对无可否认，一个建立在以无限谋利为目的，并以彼此竞争于全球性自由市场为手段的经济事业之上的世界经济，势必与经济增长和生态平衡的理念不协调。从环保的角度而言，如果人类还想要有未来，危机二十年的资本主义就将没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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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迈向新的千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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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单独而言，世界经济的问题并不严重。若放手任其为之，世界经济必然继续增长。如果康氏长周期理论出现任何波动，也必定是因为世界再度于千年之末以前，进入了一个繁荣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