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55章

总理忙迫而匆匆地快步，与他的少睡一点，再少睡一点，无疑都是在抢时间，抠时间；多争取一点工作，再多争取一点……每当想起总理快速的脚步，不知为什么，我总会联想到一个数学问题。总理活了岁，这个78岁就是生命的极限值；总理匆匆的脚步，快一步再快一点；他的睡眠，少一点再少一点，就是有效的生命序列值；这个序列值在总理那里是无限趋近于极限值，虽然最终也不会达到那个极限值，他却以惊人顽强的毅力和决心，让这个序列值无限地延伸下去，无限地接近于那个极限值。
这就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总理喜欢坐汽车，哪怕是在中南海里，路途稍远他也可能坐汽车，这当然也是要抢时间，是为了尽可能地接近那个极限值。
周恩来坐汽车有4大特点值得一说。
第一个特点是喜欢坐国产车。
建国之初，他坐大吉斯车，是斯大林送给中国领导人的。那时我们还不会生产汽车。
这部吉斯车老化以后，有关部门准备再为他买一部，他当即拒绝。说：“不能再花外汇去买，要尽快研制出我们自己的红旗车。”
红旗车刚研制出来，他就将这种车定为自己的专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坐国产车。”
我曾劝说：“这种车刚研制出来，各方面性能还不稳定，也没经过实践检验，还是等产品完全定型后再坐吧？”
周恩来笑着说：“我是试用，不保险才试用，保险了还谈什么试用？我坐上了，可以促进他们改进，促进我们的民族工业发展。我坐红旗车就是为他们做广告。”
这句话我熟悉，他也说过为上海表做广告。周总理是第一个戴国产上海表的消费者，也是第一个乘国产红旗车的中国领导人。
周恩来经常看望一些民主人士。由于红旗车体型大，张治中、李济深、齐白石等各届民主人士都住在北京市的小胡同里，红旗车有时开不进去。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同意保留了一辆灰色吉姆车。据说这种车是以他的朋友，苏联原外长莫洛托夫的名字命名的工厂所制造，他也只是在需要钻胡同时才使用这种车，平时都是用红旗车。
随着我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国产轿车渐渐多起来。除红旗车外，还大批生产了上海牌小轿车。从60年代始，凡属大的活动，周恩来总是要求使用国产车，无论是共产党代表大会还是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开会，特别是外交活动中，周恩来总是要求使用国产车。1990年。国家机关一位开上海轿车的司机说：“周总理在世时，逢上重大活动，最忙最露脸的是我们开国产车的司机，一出动几十辆上百辆，在长安街上浩浩荡荡风光得很。到了80年代就不行了，赵总理看不上我们，越是重要活动我们越没事干，出风头的全是外国进口车，好象我们出来就会丢脸似的……”
第二个特点是，坐车讨厌前呼后拥。
周恩来是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按规定，他的外出有严格的安全保卫制度。外出路线、所经路口，住地及重点防备地区等等，有一整套安全规定。一般行动，头天就做好了计划，几点几分到何地，几点几分经何路口或经何路线，事先和警卫部门打招呼。出动时，前驱车，后卫车都要到位。
周恩来对此很反感，多次反对，甚至严厉警告不许前呼后拥跟随他。
“浪费，没有必要！”周恩来朝我挥着手说：“你去跟他们讲，我不要这一套。像这样还怎么接近群众？吓也吓跑了，影响很不好嘛！”
我没有动步，提出不同看法：“不要警卫跟着，万一路上坏了车呢？不说安全吧，也要耽误时间，影响工作啊。比如外宾等候接见，你的车坏到半路上怎么办？”
“并不是每次外出都有外宾等候，可你们每次都要搞这种前呼后拥。有重大国事活动搞，这还可以；我去看个朋友你们也搞这种做法就很笨，缺少灵活性。我在重庆时做过这方面工作，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活动要有不同的措施和方法。比如我去看望民主人士，我去人民群众中间了解情况，你们这样前呼后拥是什么影响？连自己的人民群众都信不过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在某些活动中，明确警告不许警卫车跟随。一般情况下只有我和卫士高振普随他乘主车外出，警卫车虽然被严令不许跟随，但为了安全，还是悄悄地隐蔽跟随。周恩来是非常机敏的，警卫车隐蔽，仍然要被总理从汽车反光镜中发现。
“你们不要搞这种‘盯稍’，我在重庆常被跟踪，有经验，你们瞒不过我。”总理又气又烦又无奈，“说过了你们就该执行，为什么还要悄悄跟着？浪费么，没有必要。”
警卫人员听着，不急于反驳，但也不说“改正”。毕竟他们有他们的制度要求。
总理也知道他们的难处。为了不叫警卫车跟随，周恩来有时会突然行动，使他们根本来不及通知警卫，上车就走。这时，车上除了总理，只有我或小高，加上司机老杨共个人。这时周恩来会感到一种自由或愉快，会笑着说：“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就是要摆脱这些形式主义。”
第3个特点就是喜欢坐快车，并且决不浪费车上的时间。坐在车上，或吃饭，或批阅汇报条，或听取秘书口头汇报，交待一些工作。如果没什么事，总理会抓紧车上的点滴时间打个盹。
总理正经睡觉困难，离不开安眠药；打盹却有超一流的能力和表现。这主要是在汽车上，如果没公事没陪客，短到两三分钟，长到几十分钟，他都可以打个盹；而且说盹就盹，说醒就醒。
我当副卫士长及卫士长时，仔细观察过总理的打盹。他的打盹主要有三种形式或叫情况。一种是被动的，就是前面讲过的在办公桌旁疲劳困乏到极点，身不由己地打起盹；头一下又一下失控地耷拉；刚挣扎着抬起来，马上又垂落，手中的笔也会失控地落下去，又沉落下去，在文件上留下点状道状的墨痕。当他的头大幅度地垂落时，会突然惊醒，忙捏捏鼻子，揉揉眉头，揪揪头发，然后抓起清凉油，用手指往太阳穴和额头上擦抹，一边望着文件上跑笔的墨污摇头。
另外两种打盹主要都是在汽车上。
一种情况是路程较远，坐车时间稍长些的时候，比如在京时去机场接客，比如在广州，从南湖到小岛，总理上车刚坐稳便看一眼手表，压压手势吩咐：“都不吵，睡觉啊。”
听到这声吩咐，所有人便屏息静气，司机杨师傅警惕车开平稳，总理习惯地靠在沙发座的一侧，头向右一歪，很快就入睡了。这种时候，他不会失控地把头向前垂，可以几十分钟一动不动，呼吸变得均匀绵长细微，是真正迅速有效的沉睡。
车到站，我们都是一动不动，只把目光投向沉睡的总理。总理像是有第六感官，像是具备生物定时器，每次都一样，我们的目光一触到他，他便微微一震，一下子睁开眼：
“噢，到了。”
说着，用力搓搓脸，便精神焕发地投入新的工作中。
如果路途近，坐车时间短，比如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三五分钟的时间，总理就不说什么“别吵，睡觉”之类的话，也无须把头朝右歪靠沙发座。他会坐正身体，全身放松，眼皮微微合上，像是意守丹田，像是“入定”一般。
总理是会气功的。这不是那种劈石碎砖的硬气功，也不表现在各种腹呼吸的运用，他的气功是在意念上对静的追求，由意念导引着全身血液的循环，肌肤神经的松弛，脑筋的高效休息。这种带有极大调理性的休息，效果是惊人的。我常常感到，在各种紧张，繁忙，有时激烈有时枯燥的马拉松式的无休无止的劳作中，当总理精疲力尽地完成一项工作，乘车去另一个地点继续另一项工作时，就这短短几分钟的“入定”，这几分钟的调理休息，就能使他在下车时重新神采奕奕，两眼大放光辉。
当我们二十几名秘书与总理经年展开车轮大战，当全国所有的神经束都导向总理，源源不断输来各种信号，总理永不疲倦地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时，当总理常年累月超负荷运载，令人不可思议地睡眠少时，我便不能不想到总理那汽车上的打盹。沉睡几十分钟也罢，“入定”几分钟也罢，正是这见缝插针式的调理休息，维持着总理的精力和思维活动。
总理的一切生活习惯都是为了适应他的工作。他那超人的工作量，不仅是靠奉献精神和顽强意志来保证，也是靠了几十年艰苦奋斗所锻炼出来的具有科学性的休息方法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