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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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已经开演了，快走吧……”
我心里一动，停下来问：“你们要干啥去？”
“到工人俱乐部看演出，来不及了。7点半就开演……”
我看一眼表，说：“来来，我送你们去。”
我们这些人都会开车，我用车把他们送到工人俱乐部，回来正碰上邓大姐的秘书。
秘书问：“你干啥去了？”我心知不妙，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应付道：“没干啥。”
可是这位秘书还是猜到了，报告了邓颖超。工夫不大，周思来和邓颖超一同把我叫去，像这样共同与我谈话还是少有的，可见问题严重了。我不敢说谎，老实承认用车送人了。并解释说：“这是特殊情况，不然就要误了看演出。”
“你以为这是对他们好吗？”周恩来皱着眉头盯紧我：“晚到几分钟，少看一段有什么了不起呀？你是帮助他们搞特殊，助长他们的优越感！”
我不敢回嘴，低下头，赧颜地闷声不响。
“记住，这是不允许的。”周恩来干脆明白地警告一句。这一声至今响在我耳边。
我再不曾用车接送过周恩来和邓大姐的亲属，我自己和我的家人也从未用过公车。我会开车，却一次也没用车办过一件私事。就是办公事，只要来得及，都坚持骑自行车，实在来不及了才开车。现在我离休了，老干部局定期发给我公里数，但我仍然没用过。没那个习惯。我的习惯是受周恩来影响而形成的——凡事一定要公私分明。
周恩来离开北京去全国各地，按规定都是乘专列。专列由前驱车、主车及后卫车组成。这是安全部门规定的，不是周恩来个人所能改变得了的。
正因为如此，周恩来极少乘专列，除非视察各地，需要沿途了解情况，否则是不肯坐专列的。他只喜欢坐飞机。
他曾对我说：“坐专列太浪费，主要是浪费时间，工作不允许。”
周恩来乘专列时，很注意不要随意停车。毛泽东对这一类事不大注意；专列行驶中，工作累了休息，并不在意专列行驶在单行线还是双行线，到站还是没到站？一旦想睡觉了就睡。他一睡觉。有关部门便会通知司机停车。有时专列停在单行线上，便会造成其他列车晚点。
周恩来对这些具体事是非常细心。有个说法不全面不准确，但确实反映了部分实际情况：毛泽东只想他所关心的大事，周恩来则还要时时想到关心到别人所遇到的事。
比如，他偶尔坐了专列，不到站决不许专列停车。他多次告诫我们：“要保持同司机和铁路部门的联系，千万不要因为我们搞得其他列车运行晚点。”
建国以来，周恩来只坐过有数的几次专列；一般专列行动，容易影响其他列车晚点，但周恩来乘专列，从未影响过其他旅客列车的正常运行。
总理外出，主要是坐飞机。在重庆时，我就跟随他乘坐到loo多次飞机，前面讲过，多次遇险，却从未因此远离飞机。建国后，他的专机是一架苏制伊尔18型飞机，编号为“208专机”，国内外都知道，很有名。机长是张瑞蔼，改革开放后出任中国联航总经理，是一位非常有经验，有技术，有胆量的优秀飞行员。
对于总理的喜欢坐飞机，张瑞霭曾开玩笑问总理：“总理，你是不是崇拜飞机？你怎么那么爱坐飞机呀？”
总理笑着说：“飞机好啊，它快嘛！坐飞机能节省时间，办事效率高嘛。”说着，右手在面前轻轻带过一下：“我喜欢坐飞机，可不等于不支持铁道部的工作，不等于不关心铁路建设哟。他们不要对我有意见哟。”
总理对于他的机长张瑞霭是很感自豪的。尼克松访华，要坐他自己的专机去杭州、上海访问。总理不同意。
“你们在我们境内旅行，应该坐我们的专机嘛。”周恩来坚持道。基辛格深知中国人的民族自尊感，积极帮助斡旋，说服美国方面接受了总理的意见。尼克松任总统期间，只乘过一次外国飞机，这就是周恩来的专机。
当周恩来的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时，尼克松对周恩来竖大拇指：“飞得很好！”
总理荣然一笑：“这是我们自己培养的飞行员，我很信任他们。”
基辛格接过话头说：“总统是第一次乘坐外国飞机，因为中国飞机是最安全的。”
总理乘飞机的故事很多，张瑞霭写过回忆文章，我在前些章节也写过一些，这里不多讲了。我只讲这样几句话：
总理逝世后，有人计算他操劳天下事，乘飞机所飞距离，可以飞到太阳。当你计算这段飞行距离时，你是否想过？他那颗伟大的心就像太阳一样永远光照着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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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与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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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太忙，但是有自由；不想忙时可以不忙，去休息娱乐。周恩来太忙，而且没自由；不想忙时也常常被具体事务缠身而脱不开。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只是在1951年去大连养病，休息了几十天，就这么一次休息。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周恩来当然需要休息娱乐。我的感觉，他对休息娱乐采取的是积极有效、“公私兼顾”、目的明确的态度。
概括起来讲，总理的休息娱乐，主要有三种方式和内容：朋友聚会、文娱活动、体育锻炼。
朋友聚会被周恩来称作是“最好的休息”。
进城后，我见总理不休星期天，曾劝他：“总理，星期天你尽量少安排一些活动，多休息休息……”
周恩来嘘我一声，眯着眼摇摇头，用这个孩子气的动作表示。我讲的不通，没道理。
然后才睁开眼望着我说：
“你们对我还不完全了解。什么叫休息？我和文学艺术界朋友谈谈心，吃顿饭，与民主党派的人士喝酒饮茶聊天，这对我就是最好的休息。”
想一想，总理讲的也有道理，这种休息往往比看一台节目还要心情愉快，甚至留下几十年难忘的美好印象。
记得1946年在上海，国共谈判已经无望，周恩来为争取和平日夜奔忙，心力交瘁，我们都劝他休息一下。
我说：“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该想的也都想尽了，现在急也没用，索性休息一下静观形势变化。”
周恩来摇摇头又点点头：“该做的都做了，还不能这么讲。永远有该做的事情，没有都做完的时候。不过，急也没用，讲得有道理。我们去串串门，休息享受一下。”
于是，周思来和邓大姐带我去了上海静安寺路廖梦醒的家里。
这是很小很小的一套公寓，小得叫人想到玩具。好象一间住房也就几平米，肯定不过10平米，却又设施齐备。卧室、厨房、卫生间应有尽有；卫生间可以洗漱也有厕所马桶，给人“家”或是叫“窝”的感觉极浓。
周恩来到了这里很随便，确实象到家了一样，洗手擦脸，该坐就自己坐，该帮就帮一把女主人，只有我像个客人需要别人关照。
廖梦醒叫周恩来阿哥，叫得亲切、自然、随便。她的女儿叫李梅，文静漂亮，一看就是大家庭里出来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影响。
廖梦醒请我们吃阳澄湖的螃蟹，鲜美极了。说实话，过去我从没享受过这样精美的食物。不过，也有不适应的地方，就是上什么饭菜都是小碗小碟，小得叫人不敢大张嘴，不敢“如狼似虎”地大嚼大咽地过过瘾。到了这样的小窝儿，面对小碗小碟，特别是见到周恩来、廖梦醒细嚼慢咽的文明样子，我不知不觉也就“文明”起来。过去当兵吃粮，大海碗也不过瘾，恨不能盆盆罐罐地吃饭吃菜才舒坦，才受用。现在，我也一点一点朝嘴里夹食物，慢慢地嚼，细细地。品；这种吃菜吃饭法，在嘴里嚼就嚼得消化吸收完了，几乎没有舒服痛快的吞咽感觉。天哪，这得哪一年才能吃饱？
周恩来平时吃饭比我还快，可是到了这样的环境，他却像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一样，表现得那么潇洒、优雅、自然、适宜。我相信，他过去一定过过这样的生活。
这种吃饭，最适合聊天了。谈形势，谈奋斗，谈前途；政治风云，战场风云，在这不到十平方的小天地里隆隆地卷过来，荡过去；有忧愁，有欢乐；有激昂，有愤怒；有热血，有温情，转眼间2个小时过去了。
告辞之后，我随周恩来离开这一方小天地，返回思南路周公馆。
“你吃饱了吗？”周恩来忽然问我。
“嘿嘿，”我难为情地笑笑，“碗太小，不敢吃，怕一口不满就吃光了。”
“吃光了还可以盛么。”
“一口一碗我得吃多少碗？回头传出去，说周副主席的副官能吃30碗50碗饭，那多糟糕呀。”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朝上仰去，开心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