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66章

这里比较一个具体例子。江青常常是径直闯“宫”，强要见主席，发表见解，干预政事。邓颖超从来无须周恩来声明“她是她，我是我”，从不过问周恩来的公事。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周恩来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办公室，秘书和卫士可以随时进，邓颖超却自觉地不进。办公室有三把钥匙，周思来一把，机要秘书一把，值班卫士一把，邓颖超没有。
几十年的时间，我眼前天天重复一个画面：当周恩来连续工作超过10小时后，邓颖超的身影就会越来越频繁地在门口出现，走过来，晃过去，最多不过贴在门缝处探头张望，却不进总理办公室一步。
“恩来，该活动一下了。”邓大姐在门口最爱讲的就是这句话，每天讲一遍，不多打扰总理，能提醒他活动一次就满足。
有时也提醒：“恩来，该吃饭了。”如果周恩来仍然不停止办公，那就加重点语气，改称：“总理，该吃饭了！”
这样称呼是为了表明，我不仅因为你是我丈夫才关心你该吃饭了，更因为我们是战友、同志，我必须站在全国人民的利益上来提醒你爱惜身体，按时吃饭。
总理逝世后，一些同志找邓颖超了解总理生前的各种事迹经历，邓颖超说不上来，只能歉意地说：“他的工作我不了解，许多事秘书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找秘书问去吧。”
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后，第二天便订立了一项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几十年来，他们都遵守了这个协议。
年，有人找邓颖超了解周恩来生前做的一项工作，邓颖超说不出，她不了解。但她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这是她所了解的周恩来——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越是党的负责干部，越是担负责任重大，越要以身作则地做到这一点；越是对自己亲近的人，越要警惕不出例外。
从通信确定恋爱关系时起，周恩来与邓颖超就确定了允许并尊重对方可以有秘密，只属于个人的秘密，不像传统世俗的旧观念，所谓夫妻一体，就不能有各自的独立性和隐秘。
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后，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邓颖超对我们讲过，直到结婚时，经组织沟通，彼此才知道对方已经加入共产党。但他们谁也没有责怪对方隐瞒了自己。
周恩来去南昌领导“八一起义”，与邓颖超握手言别，分明是生离死别，周恩来却什么也没说，直到离开武汉的那一刻，才笼统说一句：“我今晚要去趟九江。”去干什么？呆多久？何日再相见？怎么联系？周恩来没说，邓颖超也不问。直到12天后，国民党的报纸登出了“南昌起义”的消息，邓颖超才知道丈夫是去干了惊天动地的造反的大事业。
这种“互不打听”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生命终结。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有一次醒来，与邓颖超手握手地互相望着，充满了无限依恋不舍的神情。他们彼此是最了解的，又是最陌生的。
周恩来的嘴唇轻轻抽动，邓颖超俯下身去，望着周恩来，等候他讲什么放不下心的事。
周恩来从喉咙里轻咳出一声，终于吐出郁积心底很久的一句话：“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轻轻点头，目光里流出的是信任和理解。她用少有的温柔与平静，回答一句：
“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他们彼此握紧的手用了用力，便全明白，全理解，全讲清了。那情那景，令我们陪护在身边的同志深受感动，并且对夫妇之道的认识一下子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新层次。
当时，陪护总理的主要是我和卫士高振普，后来又增加了乔金旺。我们曾由总理和大姐的这两句对话，忆及许多往事。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的办公室里电话一个接一个，人来人往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除了军事秘书，无论是邓大姐还是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却不知在忙什么。直到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宣布了，我们才和全国人民一样惊喜欢呼起来。
以后爆炸次数多了，就难免漏出点风声。
那是一次试爆前，总理办公室又是电话不断，一夜末睡。第二天早晨邓大姐起床后，见到值班警卫乔金旺，就关心地问：“总理睡了没有？”
老乔摇摇头：“还没有睡。”
“什么事啊，又一夜不睡？”
这本是随口问话，并非是存心打听。乔金旺从军事秘书嘴里听到一点影子，也就随口回答：“听说是风向不对。”
邓颖超出于关心，便推开总理办公室的门，探头问一声：“恩来呀，听说是风有问题？”
周恩来与邓颖超彼此的称呼，细琢磨是很有讲究的。
周恩来认识邓颖超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15岁，周恩来就叫邓颖超“小超”。这个称呼一直叫到他去世。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同事中邓颖超渐渐由“小”到“大”，称呼自然而然起了变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邓颖超是革命同志中年龄小的一个。所以大家也叫她“小超”。到了抗战结束后，重庆的党员干部里，多数是新鲜血液，都比邓颖超年轻，所以不知不觉就改称了“大姐”或“邓大姐”。周恩来始终把邓颖超叫“小超”，鉴于大家已改称呼，则对着邓颖超叫“小超”，对第三者讲话时，也随大家叫“大姐”或“邓大姐”。
邓颖超结婚时，称呼周恩来为“恩来”，偶尔也称“周公”。到了长征前后，周恩来蓄一部又长又黑又密的美髯，邓颖超便以这部大胡子改称周恩来“胡公”。抗战爆发后，周恩来主要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住处叫“周公馆”，邓颖超就很少叫其他，基本只称呼其为“周公”。“周公”一直叫到进城，叫到建国，便基本不叫了。改称“思来”和“总理”。一般倩况，夫妻间称“恩来”，公事和社交场合称“总理”。就是说，在称呼上也是“公私分明”。
现在，邓颖超在西花厅家中，只面对周恩来，自然是称“恩来”。偏偏她问的“风向”问题又是公事，周思来一听就生气了，猛地睁大眼，望住邓颖超严厉责问：“什么风向问题，是谁告诉你的？”
邓颖超自知犯了忌，无意中介入了周恩来的公事中，不敢隐瞒，用知错的语气解释：
“我只听老乔说了一句是风向不对么……”
“你把老乔叫进来。”周恩来放下了手中的公事，这是要认真追究了。
乔金旺不安地走进总理办公室，脸有些红。
“你怎么知道是风向不对？”周思来声色俱厉，“是谁告诉你的？”
乔金旺噎住了。这事无论如何不能把军事秘书“卖”了呀。他索性低下头不吱声了。
周恩来见乔金旺这样，也没再发脾气。因为贴身警卫不是瞎子聋子，偶尔听到一句半句打电话或交谈中的话也是难免的。他对门口的邓颖超吩咐：“你跟老乔谈一谈，怎么能随便和人谈这类事情呢？”
总理这句话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乔金旺不该知道这件事，二是即便偶尔听到了，也不能跟任何人说，就是跟邓大姐这样的有夫妻关系的老革命家也不能说。
见总理开始办公了，邓颖超忙把乔金旺叫走。
“你呀，你也不要太紧张。”邓颖超先安慰一句老乔，然后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起说：
“总理呢，是严格要求。几十年都是这样，我了解。挨点批评就挨点批评吧。以后有什么事情不该跟我讲的可以不跟我讲，不该知道的我也不问就是了，咱们都接受教训。”
正因为邓颖超能够摆正关系，保持独立的自我，各安其位，所以免去了周恩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并深得周恩来的信任。必要时，周思来敢于放心地托付邓颖超一些事。
比如他的办公室门上的钥匙和保险柜上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兜里，睡觉压枕下，起床时马上又装兜。邓颖超没有这两把钥匙。但是，一旦周恩来要出国，这两把钥匙交别人不放心或不合适，他只交邓颖超保管。他相信邓颖超会像接受保密任务一样把钥匙珍藏起来，不会暗去开门开柜。
记得有次出国访问，到机场时，周恩来想起钥匙还在兜里，忙装入牛皮纸信封，封死后，交机要人员送邓颖超保管。周恩来出访回来，与邓颖超见面时，第一件事就是邓颖超交还那个封有两把钥匙的信封。
周恩来笑着说：“嗅，你连信封也不打开检查一下？”
邓颖超说：“你怎么交给我，我怎么还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