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77章

他们从来不曾反对毛泽东本人，从来不曾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全部理论体系，坚持这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他，们反对的只是毛泽东某些具体的错误决策，具体的错误政策和办法。
周恩来与毛泽东亲密共事达40年之久，他对毛泽东的长处和弱点可以说比邓小平更清楚；但邓小平比周恩来更少迷信，更具独立性格，所以，他对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性质及危害，可以说比周恩来认识得更深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曾经“反对”毛主席，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执行了共产国际所支持的“王明路线”，并且被历史证明是“反错了”。邓小平却没有这种“历史包袱”。
周恩来的性格保温醇宜人的绍兴酒，与人打交道时更耐心，更隐忍，更含蓄；邓小平的性格像他家乡特产的四川辣子，更辛辣，更热烈，更刺激。邓小平与人打交道时，态度明朗、坚定，甚至咄咄逼人（在这一点上，他与同样爱吃辣子的毛泽东极相象）。周恩来更具调和、共处和平衡的色彩；邓小平更具抗衡、战斗和独立决策的色彩。
周恩来一向是遵守纪律，无条件执行党的决议的模范；邓小平在看准目标时，敢于打破甚至牺牲可能是神圣的一切条条框框。。”
所有这些说到和没说到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待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不同态度，也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和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伟大而不尽相同的作用。
周恩来在同毛泽东的相互关系中，主要是崇敬、服从、弥补和相辅相成。
他对毛泽东的崇敬热爱和信任是真诚的，坚定不移的，这使他未能看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国家和民族的灾难，真心支持并拥护了这一决策。
他对毛泽东以服从为主；谦和恭敬有余，直言敢谏、坚持原则稍嫌不足；顾全同志情谊而有失直率，缺乏必要的正面交锋；有时明知毛泽东对某些事情措置失当，也做出让步，违心地屈从了。比如“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发现了问题，认识到存在的严重错误，也没有鼓起勇气向毛泽东当面指出。对于这方面问题的认识，邓小平1980年8月，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有段实事求是的谈话。大意是：周恩来就像我的兄长，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倒下去是件极大的幸事。当时，他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他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比较周恩来，邓小平虽然也不反对毛主席，但他敢于发表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尤其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在条件不允许时，他敢于沉默，不随声附和，以致于毛泽东伤感而不满地抱怨“邓小平耳朵聋”，聋还不靠前来听，“总是躲着我”。为了大局，为了实现自己的思考和办法，邓小平也可以作一点违心的检讨，一旦获得工作机会，他决不会错误地“吸取教训”，他仍然顽强地照自己的独立思考去工作。他在纠正“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恢复秩序，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和恢复经济建设等方面，大刀阔斧，取得了公认的显著成绩。所以毛泽东夸他“人才难得”，周恩来也真诚地对他说：
“你比我干得好。”
周恩来的态度使他同毛泽东共同执掌最高权力几十年；邓小平的态度使他“三落三起”，一生充满了戏剧性的波澜起伏。他的独立、坚持和顽强，他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系统纠正，理所当然不能为毛泽东所容。因为毛泽东显然没明白国家和他自已出了什么问题，坚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高原则。
当邓小平第三次出山时，人们津津乐道地评议他的“三落三起”，往往认为他的第三次出山取决于他本人的品质、性格、智慧、意志，特别是策略。我认为这只是其次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受命于天”。
这个“天”，就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毕竟人民不能靠口号生活，历史更不是靠口号来推动向前。在经历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非常时期之后，如果广大的人民群众得不到更多的民主、自由、平等；不能迅速发展经济，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想要中国人民长期地真心实意地接受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人民选择了邓小平，是因为邓小平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的思想和办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铲除了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垃圾和腐朽，荡涤了污泥浊水，又打下坚如磐石的基础。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大厦时，几经探索终未成功。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有某些成功的经验，但未能改变国家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的基本现状。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走改革开放之路，使经济腾飞，人民生活取得举世瞩目的改善和提高，终于探索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在那坚如磐石的基础上，设计并建造起社会主义大厦。他因此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第二个改变中国历史和命运的伟人，巨人。如果说，毛泽东在世之年，周恩来为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做出了最大贡献，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毛泽东逝世后，正是邓小平为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保证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最大贡献…毛泽东在中国没有遭到像列宁、斯大林在原苏联那样的命运；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没有像马列主义在原苏联和东欧各国那样被纷纷抛弃，这首先应该感谢邓小平。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还需要我继续深说吗？
鉴于本文的主题，在做了一点简单对比之后，我们还是回到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这一主题上来吧……周恩来与毛泽东先后去世不久，社会上起来一股风，竭力抬高周恩来，贬低毛泽东。
其实，抬高周恩来是假，想否定毛泽东是真。
如果否定了毛泽东，周恩来还“高”得了吗？一位老同志曾感慨地说：“还是邓大姐看得深，看得远啊！”
邓颖超曾经对那些不识大局，感情用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些委屈的干部说：
你们不要这么搞，不能这样搞么。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再没有同毛泽东发生意见冲突。他们始终是通力合作，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关系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减少了“文化大革命”的损失，但也未能避免这场劫难。
讲这个话时，我总要联想起合作化运动高潮时，在北戴河发生的一个故事。因为那情那景反映了毛泽东与周恩来各自性格和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迎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来到有“高潮”的北戴河办公。9月中旬，接连几天大风大雨，北戴河成了喧嚣的世界。涛声从大海那边传来，像炮声隆隆，像万马奔腾。毛泽东显得很激动，掷下手中疾书的大笔，起身宣布：“我们去游泳！”
“不行啊，绝对不行！”保健医生徐涛吓了一跳。毛泽东是勇敢的，可有时勇敢得近似轻率。他拦在毛泽东前边：“主席，这不是小事，也不是您个人的事，我必须向全党全国人民负责。”
卫士们也全拦挡过来。毛泽东虽然固执，可一旦工作人员抱成铁板一块不肯退让，他争取不到一个支持者，便也无可奈何，只好面对现实，另找时机。
那几天，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紧张。怕他采取行动，溜去海外。汪东兴要求工作人员“看”好主席。从转战陕北时起，毛泽东的起居安全就是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具体过问之下。总理听了汪东兴报告，忙叫我挂通二组的电话，他亲自讲话，要求一组一刻不离地“监视”毛主席，决对不许发生意外。
应该说，周恩来是了解毛泽东性格中的顽强、任性、容易冲动的一面，转战陕北时多次领教，面对胡宗南的进攻他经常坚持跟敌人打个照面才走，喜欢享受冒险的乐趣，要阻止他可不容易。毛泽东每天都要“闹”一次去闯风浪，每次都被一组的同志团结一致地顶住了。第3天还是第4天，雨终于停了。徐涛反而更紧张，料到毛泽东会“闹”得更厉害，匆匆跑去海边“看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