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94章

他走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太多，索取的太少，所以，他必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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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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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忽然接到一封“海外来信”。打开看时，是位不认识的好事者，给我寄来一堆攻击诬蔑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所谓“纪实”，整个街头话报剧的水平，其虚假可笑，令人掩嘴。文章里那些语言对话，不要说中共领导人，就是我这样在“大陆”生活的中年人，学一年也学不会。那是港台下流社会人才可能有的语言习惯，时至今日还未能有大陆人接受，更不要说能成为大陆人的生活语言。我可怜作者那种能让老虎发出鸡叫的最低层次的想象力。
世上难的是讲真话。
年，我在北京工业学院当“逍遥派”，和同学赵燕邯等5人去颐和园，议到林彪是“有野心”、“铁腕人物”，“打着毛主席旗号打击毛主席身边的战友”，“许多事搞个人恩怨”，“为了夺权而扫清道路”等等。当时主要是赵燕邯愤激而言，并写到了日记中。这本日记在武斗中，被一派学生得到，并交给了军宣队。我们都为此受到审查，赵燕邯父亲被迫害至死，母亲被关，家破人亡，听说他也被送去华山农场劳改，林彪摔死后几年，仍然在农场不得平反。
说真话不行，真话说早了也不行。
年．从宜昌到武汉的火车上，我骂江青“祸国殃民”，“危害民族”，被一个戴墨镜的身穿黄军裤的人报告乘警，将我抓去审查。当时还有一位陆军军官不错，赶去替我说好话。我很希望帮助我的这位陆军军官能看到这段文字，同我联系。
其实，我不过是把真话说早了一点。
当我写《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时，有些身份不凡的人又一再指责我“损害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美化江青”，“替江青说好话”。
我又把真话说早了一点。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那些“敬祝林副统帅”最虔诚，“向旗手致敬”最热烈的人，也是后来骂“林彪一贯”骂“江青生来”就“坏透了”的人。这种人水远正确，永远教训我。
因为我这个人一辈子没“正确”过一次，总是把真话说早了几年。
当我为历史、为民族也为自己负责地写东西时，总有人要求我为政治、为集团，为他们几个人负责。结果，每出一本书，总引来一番热闹。有人喊好，有人骂混蛋，有人想杀我。
你喊好，我也并不是为你负责；你骂混蛋，我也未必真混蛋；你“恨不能杀了狗日的”，杀了我更能在历史留名，我的书会更畅销。
我真正难过的是，有一批我所尊敬的人，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时代造成的先天不足是如此令我惊讶伤心；他们听不懂许多话，听不出好坏也分不清好歹。这些“下愚”可以在“上智”的统帅下前赴后继，不动摇，不怕牺牲而成就一番大业，但他们从始至终就没有真正明白自己干了哪些事，在历史上的真正作用和价值，也从来没弄清他们所追随的“上智”究竟在历史上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和意义。
我曾写毛泽东看《白蛇传》流泪的故事，其深刻的内涵，那些当事者竟没有几个人看出来，不能理解或意识到；他们的水平只看到一条：“权延赤混蛋，写毛主席掉裤子！”
为此，我受到8个月的审查，父亲有病也不许离京探望，说我“给毛主席造谣”，说我“有损毛主席的伟大形象”。
其实，“毛主席掉裤子”有100多人在场，我疯了敢在共产党统治下去造这个谣？
他们疯了，把100多人在场的事实用来诬我造谣？
都不是。根本原因只一条：“无知”，“稀里糊涂”。
由于“愚昧”而演出的“喜剧”，最终也是由于“愚昧”而变成了悲剧。他们总是把毛泽东所讲“卑贱者最聪明”理解成“愚昧者最聪明”，自我感觉良好地教训别人。
我这个人比他们都“卑贱”，草民一个，所以我还不算愚昧。
现在，毛泽东看《白蛇传》流泪的一段，连同掉裤子的细节，都成为中学生的语文教材。而一些当事者却仍然无法明白这是为什么？因为按国家教学大纲，这样的内容只有中学文化水平才可能去理解。
我的文章有不少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和大学中文系的“名人名篇”中，却没听说哪篇收入小学生低年级课本？小学高年级才能作辅助教材内容去看。因为小学低年级的学生看了我的文章也会百思不解，分不清好歹，听不出好坏，更不用说理解什么含意了。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发表后，“左派”骂我“有损主席伟大形象”；右派骂我“为共产党贴金”，“给毛泽东小骂大帮忙”；敌人说我“该杀”。我能自慰的是3个月收到3000多封读者来信，都说写得好，都说掉泪了。
骂我的人最高兴的莫过于“毛泽东的卫士长与作家权延赤的法律纠纷”。我最感党可笑得能让人喷饭的也是这件事。那些匆忙钻营作文者，那些一惊一乍的可怜的编辑和报刊，吵吵至今也没见到这场官司。我最终会证明报刊上所讲一切都是造谣。
现在，在《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被一度禁止，3年未能正式重新印刷的情况下，我又书写了《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年前，当我握住周恩来的手，回答他的提问，听他长时间的讲话时，我没想到要写出这部3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那时我是学习自动控制专业的大学生，还是个不满20岁的娃娃。
然而，当邓颖超逝世前同意我写关于周恩来的风范一书时，我准备写出的已经不止是这30多万字。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我使用了毛泽东几名卫士长中一位卫士长的真名。尽管我在使用前征得了本人同意，尽管我在书的前言里讲得清清楚楚，这个卫士长是加引号的，不是生活中那个真实的人，但实际上社会仍然顽固地认为“卫士长”就是那个人。给他和我本人都造成许多麻烦。比如当事者都说那人“贪天之功，窃为已有”，“不是他做的事，他根本不可能知道，也说成他在场……”而他的亲属呢？又可笑地认为我“盗窃”
了别人的“思想素材”，误以为我辛勤奔波采访，从天下得来的宝贵素材，都是他们那位因病而语言都有障碍的亲人所有，所提供，心心所想只是“版权官司”。
我不怕“官司”，但很烦“纠缠”。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麻烦，这本书虽然仍是采用了第一人称的自述体形式来书写，但先后任警卫、副官、机要秘书和卫士长的这位“何树英”，已不是生活中任何一位具体的人。他是作者笔下塑造的人。作者要写的是周恩来，所发都是作者本人议论，与其他任何总理身边工作人员的思想、观点、认识都无关。
我在采访中，碰过不少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的许多观点不能为被采访者所接受。我曾经写过的有关领袖的作品，他们保留不同的看法。认为与“真实”有“距离”；或认为“有损伟大领袖形象”；他们只同意搞文献资料，不同意我的纪实文学。
这些人我从不勉强去采访，因为我更不承认他们的真实。他们那是掩饰的“真实”，不自觉地经过感情和固有思想水平限定了的“真实”。
也有许多人接受了我的采访。比如：
何谦，走过草地的红小鬼，1940年到总理身边，从延安跟随到重庆，跟随到北京，先后任警卫、副官、机要秘书，也曾代理过卫士长的工作，直至60年代。参加或接触了总理这期间所历经的几乎所有重大活动。
张树迎，跟随总理几十年，历任总理卫士、副卫士长，在成元功调离后，又担负卫士长工作，直至总理逝世。“文化大革命”中护送总理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的总领队是他；总理卧床后日夜陪护的有他；总理停止心跳前后他握着总理的手；总理逝世后，负责撤骨灰的还是他。他提供了总理衣食住行及工作及“文化大革命”中独撑危局及发现癌症到逝世的最详细具体的第一手材料，却又一而再，再而三严厉要求我在书中，只字不许提他。“你写总理，不是写我们，这一条你必须明确”。这是他为我点明的写作前提。
雷英夫和郭英会，都曾是总理的军事秘书；以军人特有的敏锐，用大量事实为我勾画出了周恩来的形象特征、与精神风貌；性格、品德、交往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整体气质。
我还采访了外事秘书陈浩、医护人员郑淑云、服务人员李维信等等三个系统的可以从不同侧面观察、叙述周恩来的许多同志，他们的讲述使我得以充实、完整我所要写的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