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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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送出去两天就收到了冠华的回信。他在信中极其愤慨,简直是发怒!他说他根本不听我那套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什么自我牺牲,那都是一派胡言。如果我们真诚相爱,为什么要怕别人说三道四?他说我那些托词根本上说是不敢去冲破世俗的锁链,去得到自己的爱。他说他从来没有看重他自己的官位有多高,名声有多大。这些本来就是身外之物。如果为了爱情要舍弃一切,他也完全无所谓。那才是真正无私的爱。他需要的是我的爱,不是什么折磨他也折磨我自己的自我牺牲。 
我不知往下该如何办。冠华仍旧隔一两天就来电话。我说让我冷静地好好想想再回答你。正在这时,大约是1973年的3月上旬,我最终办完了离婚手续。当时,我情绪很不稳定。为这过去生活的结束既觉得轻松,又觉得惆怅。对于今后的事又实在举棋不定。我办完离婚的当天只告诉了一个人,就是我在外交部的好友唐叶文。关于小唐,我忍不住要多写几句,因为她是我在外交部十年认识的众多人中最诚挚、最善良也最不幸的一个。我欠了她很多的情,恐怕今生也难还清。特别是后来她因为受我牵连挨了不少整,我无法偿还这笔债。1984年她的丈夫,当时也在外交部工作的老方又不幸患癌症去世,她那一段的日子是凄苦的,而我又无法给她以安慰。在我1971年入部时,尽管我在外语学院已是出了名的人物,但到了外交部却是从科员做起。小唐当时是我的副处长。后来我升了副处长,小唐升了处长,仍是我的上级。再后来,我升了副司长,小唐却还是处长,变成了我的下级。在外交部的环境中,这种升迁变化往往会形成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何况小唐是1952年就入部了,比我早二十年!然而,她却丝毫不在意,不是虚假的,是真诚的。在名单尚未宣布时,她就说:“你可能要升到司里去做领导了。开会征求意见时,我很赞成。你好好干吧,我会配合你的!”我说你在部里资格比我老多了,这样安排对你恐怕不合适。她说你能力强,外语好,这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以后,我们的合作极其融洽,从未发生过矛盾。我也从来都把她当做知己,任何个人的事和想法都和她谈。万万没有想到这种真诚的友谊后来竟使她蒙不白之冤,一直受到株连。因为她后来还留在部里,为了不使她的处境困难,我们虽在同一城市,我都几乎从不与她联系。凡是遇到熟朋友时,我必定要打听小唐近况。现在小唐也近六十,快退休了。我想今天我插了这一段回忆已不会再给她增添麻烦。 
正因为我和小唐的友谊,因此从纽约回来后不久,我就把发生在冠华和我之间的一切都告诉了她。小唐和老方从一开始就极力支持我们。他们认为冠华和我是难得相配的一对,年龄的差异不会是我们的障碍。就在我告诉小唐我已办完离婚手续的第二天,我刚从食堂吃完饭出来,小唐神秘地拉我到办公室走廊,对我说:“你们那位老爷知道你办完手续,高兴得快疯了!”我说我谁都没有说,是谁去告诉他的。小唐说那天上午,老方陪冠华见外宾,是在当时外交部楼梯上那间最大的部长会客室。送走外宾后,老方走到冠华身边,悄悄地把这消息告诉了他。老方中午在食堂和小唐一起午餐时告诉小唐,冠华听后先是一愣,问为什么我不告诉他。老方说我可能要等情绪稳定一些就会告诉他的。接下去,冠华突然从沙发里站起来,快步走到窗前。那天外面正在下着一场春雪,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天而降,在窗外形成了一片白色的雾。冠华猛地推开窗户,用他那诗人的激情大声呼唤:“多美啊!这雪,多纯洁啊!”春寒料峭,一股寒气夹带着片片雪花冲进温暖的会客室。当时还留在屋里陪见的同志惊异地看着冠华,莫名其妙地缩起颈脖陪他在寒风中站着。只有老方懂得冠华此时此刻心中洋溢的感情波澜。 
当天晚上,冠华突然在一个宴会之后来看我。我不想惊动父亲,请他进了南房父亲的小书房。冠华什么都没有说就把我搂在他怀中,这是我们第一次那样亲近。我默默地流泪,他轻轻地说:“什么也别说了,我们现在只要想未来。”就在这同一天深夜,实际是第二天凌晨,急促的门铃声把我惊醒。毛主席也听到了我办完离婚手续的消息,派人送来了一筐红苹果,是金日成首相送给毛主席的。来人说主席祝贺我自己解放自己了。我激动得不能自己,那天晚上我真正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有着毛主席慈父般的关怀,又有着冠华给我的真情,过去那一切少年时代的孤独,青年时代的彷徨以及感情的失落此时此刻都得到了补偿。我把主席送来的大红苹果抱在怀里,苹果不仅硕大而且红得特别紫艳光亮,发出一种诱人的香味。我抚摸着那苹果犹如抚摸着我对未来的梦想。很久很久,我才带着那个甜美的梦睡着。第二天早上,我挑了十个苹果,附了一封短信,请人送到冠华的住处,我说愿他与我共享主席对我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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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识相知 …2

心的承诺 
然而,我在幸福之时却全然没有想到复杂的政治因素会渗透到我生活的每个细胞中。此时,我和冠华的感情逐渐在外交部领导层中有所透露。很快地,我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我的“朋友”、外交部的“通天人物”向我发出了警告,说毛主席鼓励我、祝贺我解放自己,是希望我此后能为他好好工作,没有让我马上跳上乔老爷的船和他谈情说爱,同他结婚。言下 
之意是我如此放纵感情使主席很失望和生气。我被这意料不到的传话惊呆了,短暂的幸福又被这突然的袭击冲得荡然无存。我重新陷入深刻的惶惑,不明白我为什么必须以牺牲我自己的生活为代价来换取所谓事业上的成就。我无法弄明白这是否真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时的主席已步入晚年,许多话都是别人“传达”的,谁都无法去核对真伪。我也再不可能像60年代那样与毛主席围着一个火锅敞开思想地向他请教。70年代我每次见主席都是经他人安排。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也有人事先嘱咐。我又怎能向主席倾吐我内心的情感呢?我不想把这些话告诉冠华,我只得又开始回避疏远他。这又给冠华造成了痛苦。许多年之后,当我们两人劫后余生,被官场冷落遗弃之后,冠华已身患绝症,但我们却用这高昂的代价换到了将近五年的时光,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情深意笃。我曾感慨地对冠华说我们的悲剧是我们两人都不懂政治,但却在荒唐的岁月卷入了荒唐的政治。假若当年我们是一介平民,我们可以有至少二十年,甚至更多的幸福时光。 
就在我再次彷徨时,发生了一件事才最后促使我痛下决心,不论前面有多少阻力,我将把自己的命运与冠华联结在一起。那大约是3月下旬,我参加了一位亚洲国家元首来访的工作。那天傍晚,毛主席会见。会见结束后,我们去大会堂整理记录并等待看毛主席会见的电影样片。当时毛主席会见的一切文字、摄影记录都是不过夜的。不论主席多么晚会见,都是连夜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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