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第29章

咸稍诖采希种殖钚饔可闲耐贰Ｎ沂翟谖薹ㄈ胨钜蛊鹄锤诨葱拧?973年的上半年，我们之间在难得见面的情况下，虽近在咫尺却只能靠通信传递感情的信息。后来遭到浩劫，抄家，连一些纸片的只字片语都被抄走了，冠华却把我给他的几封信以及一张我的两寸照片小心地贴身珍藏，得以保留下来。可惜的是他的那些才气横溢的书信却从此没有下落。在冠华珍藏的我的信件中，其中一封就是我在1973年7月2日深夜从广州给他写的。信中我说：　
……　
这次离开你很感不安。也许我把事情看得过重。我不放心你，担心你的身体，也担心你处理不好那些复杂的困难。不过我深信你对党的事业的赤诚之心能使你在复杂的环境中增添智慧和力量。你我之间最大的一致是我们做人都是光明磊落。我想有了这一条，我们就可以永远问心无愧。不管今后生活道路如何曲折，斗争的风暴如何狂烈，风里雨里，我们总会在一起，这将是生活中最大的安慰。　
广州的夜晚经过一场暴风雨的洗礼现在异常的清新和宁静。刚才我在院中漫步抬头看见晴空中明亮的一弯新月，想起你是多么喜欢皎洁的月亮。我相信我们此刻正怀着同样的感情望着同一个新月。　
生活与斗争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分离。　
祝你一切都好。　
事隔二十二年，当我今天重读这封信时，我难以抑制自己万分的激动。在当年那扑朔迷离的政治变幻中，我对自己坚定的爱的誓言深感自豪。即使这当初的山盟海誓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但我对所爱的人的信念，我对承诺的爱情的忠贞始终使我无悔无愧。　
扑朔迷离的政治　
一周后，在我经历了一场失去父亲的深刻感情震动之后，捧着他的骨灰同殷夫人，大哥章可，妹妹章眉和女儿妞妞乘周总理派的专机回到北京。飞机下降时，我从机窗里一眼就看到了冠华在列候骨灰的领导人行列中。他安然无恙，我顿感心头的重压消失了。在机场的忙乱中，冠华抽空对我耳语说晚上一定回家去一趟，有重要情况告诉我。不过并没有等到我晚上见到冠华，我已经知道这“重要情况”了。在我刚刚把殷夫人、眉妹安顿在北京饭店住下之后，7月1日出发前给我打招呼的“朋友”赶来饭店告诉我，在我离开北京期间，发生了重大事件。外交部已被确定是犯了右倾错误，冠华被点名为“乔老爷的贼船”。这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冠华面临的是难以预见的命运。在那个年代甚至后来的相当长一段岁月中，谁又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晚上，冠华和老仲一起来看我。他们，尤其是冠华心情很紧张，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厄运。冠华说为了不把我牵连在他的问题中，他尽量少来看我，因为我有着很强硬的“关系”，我只要不受他的牵连，我的事业会很顺利。我望着冠华那疲惫和茫然的神情，不知说什么才好。这种局面，我虽略知原由，但也远非我力量所能改变。我只得叹口气对他说：“有什么必要讲牵连呢！如果你是‘贼船’，我早已上了这只船，下不来了！”老仲也在一边叹息。　
此后的一段时间，冠华的处境一直十分困难，而我却必须周旋于两种势力之间，内交真是比外交复杂得多。我和冠华的交往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转入了“半地下”状态。每当他晚上来我家，他就同老仲讲好，由老仲通知部值班室说冠华在他家，大约×小时后回家，有文件那时再送他家。如果是电话请示，则由老仲打电话到我家，再由冠华给部里回电话。实在有急件要批，老仲就只好要冠华立即去他家等文件，因为我们住同一胡同，我在西头，老仲在东头，相隔二十多家，走过去不消几分钟，可以在交通员的文件到达前先到。如今想起来，这真是何等的荒诞！为了这不可捉摸的政治，我们本来是正大光明的恋爱竟必须用这避人耳目的方式。很多年后，我见到老仲的夫人刘锦琳同志，那时她也已失去老仲。我们看着彼此两鬓的白发，说起当年这段荒唐的历史，都不禁湿了眼眶，无限苍凉，无限辛酸！　
1973年夏天的这场风波到了7月底已达高潮。许多话传下来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说外交部要“掺沙子”等等等等，一时部内部、司两级领导都惶惶然不知所措。自然所有人都只得听信这些传达，无从核对！可是后来就像这场“斗争”莫名其妙地突然平地卷起千层浪那样，到了8月初又莫名其妙地逐渐消沉了。当时要准备开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冠华被指定参与起草“十大”报告的外交政策部分。前两个月那些政治帽子不再提了，他又全身心投入了起草十大报告和这一年的联大发言之中。但无论他和我都预感这风波只是为了开好“十大”而暂停，实际并未结束。开完“十大”，冠华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他心里并不轻松。9月28日，他在启程赴纽约参加联大二十八届大会的前夕给仲曦东同志写了以下这个便条。多年后，刘锦琳同志给了我这张条子的复印件：　
老仲：明天走了，从心底里祝你好，放宽心。我会记住当前所经历的一切，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当然，即使如此，也会闲话不少的。但这是必然的，阶级斗争吗！？我心坦然，请你放心。热烈地握手。　
老乔　
28／9．73　
从局外人看，冠华当时正处于事业的光辉顶峰，中国进入联合国，他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点将的中国代表团第一任团长。离京时，毛主席指示要全体政治局委员在机场欢送。红旗招展，锣鼓齐鸣。数千名群众摆成方阵，气氛热烈。此后，中美会谈，他在主席、总理领导下担任了主要谈判，并与基辛格共同起草“上海公报”。党的十大，他又当选中央委员。在这无比灿烂的光环下，谁又能理解他彼时的困惑心情？谁又能懂得他在1973年9月28日写给老仲的这个短笺中所饱含的一切情感？冠华对他献身的事业是如此地忠贞，不论他个人遭受到什么委屈，人们三天后在联合国大会上见到的却依旧是那个精神抖擞，具有独特外交风度和魅力的中国外交家，他的发言又一次令多少听众折服，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也许至今还有不少人以为在那光辉成就的年月，我和冠华一同出席联合国大会也是何等风光，可谁又能看透我内心为冠华的担忧，谁又能想到我们在那风光的年月想得更多的是不可知的将来的厄运和我们可能有一天要共患难，为一场我们自己并不懂的政治斗争作出沉重的牺牲？　
70年代，我和冠华最高兴的时候是在国外开会或访问。那高兴不是为了去买“大件”或其他洋货。当时我们一个人只有十美元的零用钱，上下平等，从部长到厨师都一样。除此之外，一点额外补贴都没有。可以想见，这十美元只能到纽约廉价超级市场买点针头线脑的小玩意儿。冠华要我替他买的永远是地图，他酷爱收集地图。新的地图很贵，我就到伯恩斯？诺贝尔斯书店的旧书部去买旧的，旧书可以便宜很多。剩下的那几块钱几乎都被我用在冰淇淋和炸土豆片、玉米片上了。但无论是买地图还是吃冰淇淋，都不足以使我和冠华在国外流连忘返。我们真正想在国外多呆些日子的原因是出了国，住在使馆内像是个自由自在的天地，不必像在北京那样提心吊胆怕上面又出什么风波，怕部里有人打小报告，怕得罪了通天人物。在国外，我们不必扮演我们并不情愿的角色，冠华可以比较放手地施展他的外交才华。记得1974年，那次出席联大后我们途经巴黎回国，住在大使官邸。中午曾涛大使和驻法使馆的外交官同冠华聚餐，冠华喝酒过量了，饭后回到房间倒头就睡。我睡不着，跑去找曾大使的夫人朱黎青同志玩牌。这在那时是极为难得的空闲。我一边玩牌一边说我和老乔真希望能有机会外派一任大使。出国工作，至少还有劳有逸。可是老乔想去华盛顿当联络处主任，主席不同意，说他要留在国内，每年的联大是他的事。我们玩了还不到半小时，冠华突然闯了进来，他酒意未消，带着满脸的不悦冲我说：“你玩什么牌嘛？！这种事很无聊。你应该休息！”曾大使夫妇很尴尬，他们和冠华是老友，只觉得他是醉了。我很窘，只好道歉，拉冠华回房间。回到房里，我非常生气，嚷嚷说他太无理，凭什么这样粗暴！此时，冠华似乎清醒了一些，坐在床上突然落泪了。我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