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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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柏树、山谷里的森林、无人照管的空别墅以及外壳生锈的破旧船只，观看——只有毕生在这些海岸度过的人才看得见的——船只和雅骊别墅在博斯普鲁斯谱成的诗句，抛开历史的恩怨，如孩子般尽情享受，期望多知道这个世界，多去了解——一个五十岁作家逐渐了解这种狼狈的挣扎叫做喜悦。每当我发现自己谈论博斯普鲁斯和伊斯坦布尔暗街的美与诗意，内心便有个声音告诫我切莫夸大，此种倾向可能出于我不愿承认自己的生活缺少美。如果我把我的城市看作美丽而迷人，那么我的生活必也如此。许多早期作家在书写伊斯坦布尔时往往养成这种习惯——在他们歌颂城市之美，用他们的故事迷惑我的同时，我却想起他们已不住在他们描述的地方，反而偏爱伊斯坦布尔西化后舒适的现代化设施。我从这些前辈那里得知，只有不再住那里的人有权对伊斯坦布尔的美大加颂扬，而且不无内疚：因为一个以城市的废墟与忧伤为题的作家，永远意识到幽灵般的光投射在他的生命之上。沉浸于城市与博斯普鲁斯之美，就等于想起自己的悲惨生活和往昔的风光两者差距甚远。　
跟母亲乘船旅行，总是以同样的方式结束：陷入急流一两次，在船的尾涡中晃几回后，船夫便在阿席扬的路底让我们下船，就在鲁梅利堡垒的岬湾之前，亦即海流拍打上岸之处。接着母亲陪我们在岬角附近走走，此为博斯普鲁斯的最窄地段，哥哥跟我就在“征服者”默梅特围城期间所用的大炮附近玩一阵子。这些大炮如今公开陈列于城堡墙外，我们往这些巨大老旧的圆筒里瞧，酒鬼和游民晚上就在里头过夜，里头尽是排泄物、碎玻璃、破铁罐和烟蒂，我们不得不觉得我们的“辉煌遗产”实在是——至少对住在这儿的人来说——莫测高深，教人纳闷。　
来到鲁梅利堡垒渡船站时，母亲会指着一条卵石路，和如今坐落着一家小咖啡屋的一段人行道；“从前这里有一栋木造雅骊，”她会说道；“我还小的时候，你外祖父带我们到这里过暑假。”这栋被我想成老旧、废弃、诡异的夏日别墅，在我心里总是跟我听到的第一个关于它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屋主住在底层，是某帕夏的女儿，1930年代中期，我母亲在此避暑期间，屋主在不可思议的情况下遭窃贼杀害。母亲见这黑色故事让我如此震惊，便指给我看别墅遗址的船库废墟，改说另一个故事：她面带哀愁的笑容追述往事，说当时外祖父不满外祖母做的炖秋葵，一气之下把锅子扔到窗外，掉进深邃湍急的博斯普鲁斯海里。　
伊斯亭耶有另一栋雅骊别墅，俯瞰船库，是某个远亲的住家，也是母亲与父亲不合时的去处，但就我记忆所及，这栋别墅后来也成了废屋。在我的童年时代，这些博斯普鲁斯别墅对于新富阶级以及逐渐增多的中产阶级来说毫无魅力可言。老宅邸难以抵御北风与寒冬：由于坐落在海边，要使屋内温暖，既不容易且花费庞大。共和国时代的有钱人不像奥斯曼帕夏一样有权势，而且他们觉得坐在塔克西姆周围地区的公寓里远眺博斯普鲁斯比较西化，因此现已衰败且家道中落的奥斯曼世家——陷入贫困的帕夏子孙，希萨尔这些人的亲属——找不到人接收他们位于博斯普鲁斯的雅骊老宅。因此我的整个童年时代，一直到1970年代，在城市扩展的同时，雅骊别墅和宅邸若非陷入帕夏子孙与住在苏丹后宫的疯狂妻妾之间的遗产纠纷，便是隔成几间公寓或单房出租。油漆剥落，木头因湿冷而变黑，或被想盖现代公寓的不明人士焚为平地。1970年代末期，惟有父亲或伯父驾着“1952道奇”载我们晨游博斯普鲁斯的周日才算得上周日。奥斯曼逐渐消失的文化遗迹，无论多么令人悲痛，却未令我们裹足不前：毕竟，我们属于共和国时代的新富阶级，因此希萨尔《博斯普鲁斯文明》的最后痕迹事实上是一种安慰。看见一个伟大文明延展下去，我们感到欣慰，甚至自豪。我们总是去欸米甘的“梧桐树下”咖啡馆吃“纸包哈尔瓦”沿着款米甘或别别喀附近的海岸漫步，看往来的船只。到沿路某处，母亲会叫我们停车，下车买个花盆或两条大蓝鱼。　
随着年龄的增长，跟我父母和哥哥的这些出游开始令我厌烦而沮丧。家人间起小口角，和哥哥的竞争每每让游戏变成打架，不知足的“小家庭”开车闲逛，希望暂时逃离公寓的禁锢——这一切都在破坏我对博斯普鲁斯的爱，尽管我也没法子让自己留在家里。后来几年，当我在博斯普鲁斯路上看见其他车里坐着闹哄哄、不开心、爱拌嘴的其他家庭同样在周日出游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并非我和他人在生活上的共同点，而是对许多伊斯坦布尔的家庭来说，博斯普鲁斯是他们仅有的慰藉。　
它们渐渐消失：一栋接一栋烧毁的雅骊别墅，我父亲曾指给我看的捕鱼器，划着小船到一户户雅骊兜售的水果贩，母亲带我们游泳的博斯普鲁斯沿岸沙滩，在博斯普鲁斯海里游泳的乐趣，在变成花哨的餐厅之前废弃不用的渡船站。把船停靠在渡船站旁的渔夫，如今也走了，想租他们的船小游博斯普鲁斯已不可能。但对我来说，有件事始终不变：博斯普鲁斯在我们心中占据的位置。和我童年的时候一样，　
我们仍将她视为我们的健康之泉、百病之药、良善之源，支撑着这座城市以及城里所有的居民。　
“生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不时会想；“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随时都能漫步在博斯普鲁斯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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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　梅林的博斯普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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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博斯普鲁斯作画的西方画家当中，我认为梅林的画最细致入微，最具说服力。他所著的《君士坦丁堡与博斯普鲁斯海岸风景之旅》——连书名在我看来也如诗如画——于1819年出版。我姑父拉多是诗人，也是出版人，他在1969年出版半开影印本，而因为当时的我对绘画满怀热情，他便赠送我们一本。我花上几个小时研究这些画的各个部分，在其中发现我所认为的奥斯曼伊斯坦布尔的辉煌本色。这种美好的幻觉并非得自他的胶彩画（其对细节的注重无愧于建筑师或数学家身份），而是得自胶彩作品翻制的版画。有时我拼命想去相信一段光辉的历史——我们这些受西方艺术和文学影响太深的人，的确经常屈服于此种大伊斯坦布尔主义——我便觉得梅林的版画令人宽慰。但是在我让自己陶醉其中之时，我却深知，梅林的画之所以如此美丽，一部分是因为他知道画中所绘不复存在的悲伤。或许我观看这些画正因为它们使我悲伤。　
生于1763年的梅林是地道的欧洲人——有法国和意大利血统的德国人。在父亲卡尔斯鲁厄——弗里德里希大公的宫廷雕刻家——手下习艺之后，他前往斯特拉斯堡跟叔父学绘画、建筑和数学。他十九岁起身前往伊斯坦布尔，其灵感或许来自当时在欧洲逐渐蔚为风潮的浪漫主义运动。他到的那天几乎没想到自己会在这城市待上十八年。起初他在佩拉的葡萄园当家庭教师，此地是在大使馆区周边逐渐扩展的一个都会，也是今日贝尤鲁的雏形。当谢里姆三世的姐姐海蒂斯公主造访前丹麦大使沃夫冈男爵位于布约克迪尔的住家花园时，她表示希望有个类似的庭院，他于是推荐了梅林。梅林先为海蒂斯设计了一座种植相思树和紫丁香的西式迷宫庭园，随后在她位于岱特达布努——在博斯普鲁斯的欧洲海岸，介于今称库鲁色斯梅与欧塔廓伊的两镇之间——的宫殿建造了一座风格华丽的小楼阁。这座新古典主义的列柱建筑已不复存在，因此我们只能从梅林的画中得知，它不仅展现了博斯普鲁斯的某种风貌，而且树立了小说家坦皮纳后来称为“复台风格”的标准，此种奥斯曼新建筑成功地结合西方和源自传统的主题。梅林继之为谢里姆三世的夏日别庄贝希克塔斯宫殿的扩建进行监工与装潢，采用同样通风　
的新古典风格，极适合博斯普鲁斯的气候。同时他也为海蒂斯担任今日所谓的“室内设计师”。他为她购买花盆，监督为绣花餐巾缝上珍珠以及编织蚊帐的工作，并身兼周日带大使夫人们参观宫殿的导游。　
我们从两人的通信中得知这一切。在这些信里，梅林和海蒂斯进行了一项小小的智性实验：在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于1928年实施“字母改革”的一百三十年前，他们已使用拉丁字拼写土耳其文。在他们的时代，伊斯坦布尔不时兴撰写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