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第26章

栋房子里的另一个快乐的奥尔罕，在我的想像中，宗教并未对他造成任何不安。每当厌倦了宗教内疚感，我便想找到这个奥尔罕，知道他不会浪费时间想这些事，宁可去看电影。　
尽管如此，我的童年并非从未降服于宗教的指示。小学最后一年有个老师，如今在我记忆中既讨人厌而且独裁，尽管当时的我只要看见她便快乐无比。她对我笑时，我如醉如痴，但只要她眉毛一扬，也能使我肝肠寸断。这位年长、白发、愠怒的女人向我们讲述“宗教之美”时无视信念、恐惧和谦卑等难题，反倒决定把宗教视为理性主义者的功利主义。据她的说法，先知穆罕默德认为斋戒的重要性不只为了磨练人的意志，也为了增进健康。好几个世纪以来，敌视宗教之美的西方女人仍享用健康的斋戒之乐。祈祷加快你的脉搏，好比体操，使你保持警觉。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计其数的日本机关和工厂内，吹响哨子表示暂停工作，每个人做五分钟运动，颇像回教徒停下来做五分钟祷告。她那理性主义的伊斯兰，肯定了我内心小小的实证主义者对信念和自制的隐秘渴望，于是斋月期间的某一天，我决定也要斋戒。　
虽然我是在老师的影响下做这件事，我却没有告诉她。当告诉母亲时，我看见她虽诧异，却很高兴，还有些担心。她是“以防万一”而信神的人，即便如此，斋戒在她看来也是落后的人才做的事。我并未跟父亲或哥哥提起这件事。甚至在我进行首次斋戒之前，我对信仰的渴求即已变质，成为最好加以保密的耻辱。我熟知家人微妙、多疑、嘲弄的阶级看法，知道他们可能说什么，因此我进行斋戒，没让任何人察觉或轻拍我的背说“干得好”。或许母亲应当跟我说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毫无斋戒的义务，可反倒为我准备了我最喜爱的东西——麻花蛋糕和凤尾鱼烤面包——等着我斋戒结束。她一定程度上乐于看到这么小的男孩对神表示敬畏，但她的眼神又说明，她已担心这是否显示某种自毁性情很可能决定我一辈子心灵受难。　
我家对宗教的矛盾心理在“祭牲节”上最为明显。就像所有的穆斯林有钱人家，我们买一头公羊，养在帕慕克公寓后方的小庭院中，直到节庆的第一天，街坊的屠夫过来宰杀它。不同于土耳其漫画书中那个有颗用黄金打造的心的小英雄，希望公羊能幸免于难，我不很喜欢羊，因此每回见到在劫难逃的公羊在庭院中嬉戏，我并未为之心碎，甚至庆幸不久就能铲除这只丑陋、蠢笨、腥臭的动物。不过我却记得我们的做法使我良心不安：把羊肉分给穷人之后，我们自己则坐下来享受家庭盛宴，畅饮我们的宗教严禁的啤酒，享受从肉贩子那儿买的肉，因为我们嫌新鲜祭肉味道太腥。仪式重点在于用动物取代小孩作为祭品，证明我们与上天的关系，借以摆脱我们的内疚。由此可见，我们这样吃肉商的好肉取代我们献祭的动物，有理由感到更加内疚。　
我们家在缄默中忍受着比这类事情更令人不安的疑虑。我在伊斯坦布尔的许多西化、现世主义的有钱人家看见的心灵空虚，都反映在这些缄默中。人人公开谈论数学、学校的好成绩、足球，热热闹闹，但他们却与基本的存在问题格斗——爱，怜悯，宗教，生命的意义，妒忌，憎恨——颤抖而迷惘，痛苦而孤单。他们点燃一支烟，专心听电台播放的音乐，一语不发地重返内心世界。我为表达对神的秘密之爱而进行的斋戒，也大致出自同一种心理。由于冬天日落得早，我不觉得是在挨饿。即便如此，吃着我母亲为我准备的餐点（凤尾鱼、蛋黄酱和鱼子沙拉，与传统的斋月饮食大不相同），我仍感到快乐而平静。但我的快乐跟敬神的关系不大，而是单纯对自己成功地通过考验感到满意。吃饱后，我去库纳克电影院看了一场好莱坞电影，把整件事忘得一干二净。此后我再也无心斋戒。　
虽然我不像我所希望的那般信神，部分的我仍希望神如果像人们所说的无所不知，以她的聪明，应当明白我何以无法信仰——并因此而原谅我。只要不四处宣传我没有信仰，或旁征博引地攻击信仰，神就会了解，减轻我为我的缺乏信仰所承受的内疚与煎熬，或至少不过分把心思放在我这样的小孩身上。
我最恐惧的不是神，而是过度信仰她的那些人。虔诚者的愚昧——他们的判断力永远无法与神相比——神不容许，而他们的全心爱慕，则是令我害怕的第二件事情。多年来，我心头一直怀着恐惧，有一天，我会因为“跟他们不一样”而受到惩罚，这种恐惧比我在我的左派青年期间阅读的所有政治理论给我的冲击要大得多。想不到的是，后来我发现我那些现世主义、半信神半西化的伊斯坦布尔同胞们，很少有人跟我有同样的内疚感。但我喜欢想像他们在一场车祸后，躺在病床上，从未履行宗教职责、始终对虔敬者不屑一顾的人，开始对神心领神会。　
中学时有个同学有足够的勇气拒斥此种心领神会。他是个调皮捣蛋的男孩，出身于靠经营房地产致富的富豪家庭，他在他家位于博斯普鲁斯沿岸山丘上的豪宅大花园里骑马，还曾代表土耳其参加国际马术竞赛。我们有回下课聊到形而上学，就像小孩子有时做的那样，他见我恐惧得发抖，于是仰头看天，喊道：“神如果存在，就让它把我击毙吧！”接着他以某种令我震惊的自信，加上一句：“可是你看，我还活着呢。”我因自己缺乏这样的勇气而感到惭愧，也对自己暗中认为他说得没错而感到内疚。尽管心中惶惑，却挺高兴，虽然我也不很清楚原因。　
满十二岁之后，我的兴趣——和内疚——以性为主，甚于宗教，不再考虑信仰之心和归属之心之间无法估量的矛盾关系。似乎从那时候起，痛苦不在远离神，而在远离我周围每个人，远离城市的集体精神。虽然如此，每当在人群中、在船上、在桥上跟某个披白头巾的老妇人迎面相遇，我仍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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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　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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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中期，母亲每个礼拜天早上都去报摊买一份《晚报》。跟我们每天看的报纸不一样，这份报纸不送到我们家。父亲知道母亲为了阅读以笔名gülperi（“玫瑰—女神”）匿名发表的社会八卦专栏“你听说了吗？”而亲自去买《晚报》，一有机会就取笑她。从他的嘲笑中我了解到，对社会八卦感兴趣是个性软弱的表征，等于无视于记者躲在笔名后头发泄对“有钱人”（包括我们交往的或希望自己成为的那些人）的怨气，编造有关他们的谎言。就算不是谎言，这些本领不佳而引来社会专栏关注的有钱人，过的也不是模范生活。然而，这些洞见却阻止不了我父亲去阅读这些专栏，并予以采信：　
可怜的玛登西！她在别别喀的房子遭了小偷，却似乎没有人知道丢了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看警方能否解开这个谜。　
摩妲罗去年夏天没去海里游泳——都是因为她摘除了扁桃腺——今年夏天她在库鲁色斯梅岛玩得很愉快——尽管我们听说她仍有点烦躁。我们就别问原因吧……　
伊琶去了罗马！这位伊斯坦布尔名流看起来从没如此快乐过。不知她高兴的是什么？是不是她身边那位时髦男士？　
莎莉耶以往在布约克卡达避暑，但现在她抛弃了我们，回到她那位于卡普里的别墅。毕竟那儿离巴黎近多了哪！我们听说她将举办几次展览。这么说，她何时才让我们看她的雕塑？　
伊斯坦布尔的名流遭毒眼迫害！经常出现在本专栏的许多达官贵人都病倒了，紧急送医手术。最新的坏消息来自深受哀悼的埃斯雷夫，他家位于恰姆勒加，古儿苏在这儿的月光派对度过美好的时光……　
“所以古儿苏也摘掉了扁桃腺吧？”母亲说道。　
“她先把脸上的肉球摘掉会好一些。”父亲戏谑地说道。　
有些名流被指名道姓，有些则不，但从他们一来一往的对答当中，我推断我的父母亲认识这些人，他们对母亲而言之所以有趣，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有钱。母亲羡慕他们，同时却又对他们的财富不以为然，这从她时而说他们“上了报”的谴责看得出来。母亲的看法并不特别，当时的伊斯坦布尔人大都强烈认为有钱人不应在大庭广众下摆阔。　
他们甚至公然说出来，却不是呼吁谦卑，也不是想避免自傲——两者皆未表达出新教徒的工作伦理——而仅仅是出于对政府的恐惧。几个世纪以来，执政的奥斯曼帕夏把其他的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