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独立路》第44章

公务员工会极力反对。就像我们过去跟英国殖民地政府对抗那样，它们组织了一个联合行动委员会跟我们对抗，争取全面恢复津贴。但我们不是处于守势的殖民地政府，因为占多数的华人目前至少暂时全力支持我们，联合行动委员会始终组织不起来。尽管如此，他们的反应使我恼怒。他们不了解我们面临的严重挑战，也不了解说华语或方言的选民的力量如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必须防止共产党人利用他们的不满。一些高级官员不得不停止聘用女佣……太不幸了；但是整个国家在面临更大的困难和危险，我们必须向他们表明，政府将为整体的利益治理国家。只有这样做以及小心行动，我们才能应付华人缺乏马来亚意识的问题，使他们献身于自己选择的新国家，忠于这个新国家。这是最重要不过的，因为他们必须改变态度，吉隆坡的马来领袖才会同意合并，使新加坡可以通过成为马来亚的一部分而获得独立。
7月22日我以总理的身份在立法议院第一次发表演讲。我警告说：〃如果人民行动党政府失败，当选掌权的不会是反对党，反对党会逃命去了。因为在我们后面，没有替代集团准备实行民主制度。归根结底，如果我们失败，残酷力量会卷士重来。〃因此我们需要公务员跟我们合作，以便能实践我们对人民许下的诺言。〃必须跟我们一起工作的人，难道我们会伤害他们吗？在民主制度下，公务员必须按照获得人民授权的政党的指示办事…如果不发生比损失津贴更糟的事……公务员应该跪下来感谢上帝，感谢他们幸免于难。〃在本地，受英文教育者历来必须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弥合殖民地的过去跟平等的未来之间的鸿沟。〃如果我们消除不了说华语或方言的人和受英文教育者之间的裂痕，后者可能命运多蹇。如果华人获得权力，政府的事务就会越来越多以华语进行，受英文教育者会突然变成无财无势的一群。
我不时严责他们，驱策他们，要他们改变，以便应付未来。我们……吴庆瑞、杜进才、贝思、拉惹勒南和我……是受英文教育者，是他们的当然领袖。我们不想他们成为没落中的一群。要说华语或方言的人不干掉我们，我们必须合力争取他们当中至少一半的人的支持。但是受英文教育者的非政治化倾向是那么大，以致不了解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虽然到1961年所减的薪水已全部恢复原数，受影响的公务员却还是长期愤愤不平。如果不是后来局面大乱，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那么在1963年选举中他们必然会团结一致投票反对人民行动党。当时共产党人的威胁太明显了，他们别无选择，只好支持我们。
回顾起来，我对当年同意吴庆瑞的主张并不后悔。年底我们平衡了财政收支，税收没像我们所担心那样减少。如果必须重新对这一切表态，我仍然会赞成，不过削减的津贴会减到当年的三分之一。那已足以说服说华语或方言的人，而虽然受英文教育的公务员会感到不快，但是他们所受的震撼就不会那么大。另一方面，这次事件暴露了他们对政治形势的不了解，需要使他们重新认清方向，看到面临的危险和困难。在执政之前，吴庆端、贝恩和我曾经决定成立一个政治研究所，引导高级公务员了解共产党的威胁，让他们看清我们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证明了我们过去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要成功，我们必须赢得他们的信心，说服他们相信我们不是在给他们洗脑。
我们选中新闻部主任汤逊主持研究所。汤逊当时40岁开外，脑筋灵活，博览群书，说起话来很认真，带浓厚的苏格兰腔。他当过历史讲师，擅长教课，无论教什么都满怀热情。他了解我们的需要，很快就领会自己必须扮演怎样的角色。
作为财政部长，吴庆瑞主管公务员，他选定良木山一栋殖民地时代的政府别墅作为研究所。8月15日我为研究所主持开幕，形容它的宗旨是〃不但要激发你们的智慧，还要让你们了解在革命形势下，民选政府会遇到哪些尖锐的问题……一旦向你们提出这些问题，你们就能使政府很快地了解人民的需要和情绪，同时做出积极的反应，从而能更好地协助我们采取解决问题的办法〃。
汤逊开始讲课和组织研讨会，我和一些部长到研究所讨论我们必须立即应付的实际局面，让大家通过实践的方式研究问题。起初公务员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讲师们显然不是共产党人，于是他们最初对于这是马克思主义灌输方式的疑虑很快就消除了。由于讲师们的心态跟他们一样，他们同意：政府是诚恳的，问题是真正存在而且是不容易解决的；我们是真正希望他们跟我们一起工作并落实解决的办法。汤逊干得不错，在往后四五年里教会了高级公务员如何了解共产主义理论，了解促进共产主义发展的社会弊病有什么民主办法可以解决，以及了解游击队的叛乱活动。他们认识了在广阔的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关于东南亚革命的原因，以及为了应付挑战，态度和政策必须根本改变。
但是由于其他原因，我们跟公务员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很不自在。在由反对党转为政府的调整过程中，我料到的一个大问题是如何适应权力。我警告部长、政务次长和奉派协助处理公众投诉的议员避免让权力冲昏头脑，避免滥用权力。但嘴上说说容易，我们依然经常得罪公务员。
趁热打铁推行运动
我们正在利用选举过后受人欢迎的局面，决心趁热打铁。我们推行了一系列大事宣传的运动，打扫城市街道、清理海滩垃圾、割掉荒地上的野草。这是模仿共产党人的做法……以引入注意的方式动员大家，包括部长在内，用手劳动和弄脏衣服，以便为人民服务。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让马共垄断这些技巧。我们发起运动引起群众的兴趣，让他们为热心公益、保持清洁和保护公共财产建立较高的行为准则。一个星期天王永元会动员公务员清理樟宜海滩，下一个星期天我会拿起扫帚跟社区领袖们一起扫街。
当时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吴庆瑞和我策划并组织了人民协会，那是个包容新加坡所有重要志愿社会组织的法定机构。这些组织从棋会、体育俱乐部到音乐、芭蕾舞、绘画和烹饪班等等，教人学习技艺，从事有益的活动。我们要让人们做些有用的事，使他们站到奉公守法这一边。
我们兴建了100多个民众联络所，在市区里兴建大型的，在乡村里则建小木屋，提供教育和娱乐中心……让人们打乒乓球、打篮球、打羽毛球、下象棋以及上收音机和电冰箱修理课、手艺课。每个中心都有个全职的组织秘书负责管理，照顾附近居民的需要。为了监督起见，社会福利部改为社区发展部。
我们计划组织建国队，接受失业的青年男女，让他们穿上类似军装的制服，住在用木板搭建的宿舍里，教他们耕种、修路、砌砖和建筑，目的是让他们遵守纪律，而最重要的是使他们不致流浪街头。
但是我们也必须让已有工作的人们守纪律，因为我们迫切需要控制受共产党人控制的工会，制止它们进行政治罢工。因此我们需要尽快成立一个仲裁庭。在50年代，澳大利亚的劳工关系不错，主要是由于实行强制仲裁，制止了工业上的不安宁。我们于是找澳大利亚政府，他们派劳工部常任秘书来帮助我们。仲裁庭成立之后，我们的部长可以下令把任何严重罢工事件提交仲裁，尤其是诸如交通和公用事业等提供基本服务的部门的罢工。一提交之后，在等待仲裁期间，工会如果继续号召工人停工将作非法论，工会注册可能被吊销。此外，在罢工之前必须进行秘密投票，而不是在发表煽动民心的演讲之后举手表决。举手表决的情形我见得多了。
另一方面，我们跟共产党人抱着同样的看法：除了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落后是由于妇女并未得到解放；必须让妇女跟男人平等，受同样的教育，能对社会做出全面的贡献。在竞选期间，我们曾经利用分配给我们的以四种语言（英语、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发表政党广播的机会，提出有关妇女权利的政策，但是找不到一个人民行动党女党员能发表英语演说。芝在李与李律师馆面试了两名候选人的妻子之后，到我办公室来说，她们演讲语气太软了，不够坚强。当时我正在跟庆瑞和拉惹讨论事情。芝离开后，庆瑞和拉惹建议由芝去说。我征求她的意见，她犹豫了一阵子，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