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快意恩仇录》第85章

我一生最大的快乐是我是男人，我有“卵叫”（我笑说许多新女性新了半天，其实都梦想长一根“卵叫”）；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不如跟我同年龄的猫王普利斯莱，我搞的女人数目，比他差得太远了；我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可以公然歌颂性开放性语言，并以高标准高格调，震聋醒聩、开导苍生。当然，在开导过程中，我也会言近旨远，扯到别处去，例如我写过一篇《鸡巴考》，是学术论文，我也对我的好友罗小如写过一个鸡巴的故事，我说：兄弟二人，入京赶考，兄中状元，弟弟落第。弟弟先返乡，弟媳不乐。入夜，弟弟语其妻曰：“别以为考上状元有什么好吧！考上后，那话儿就没有了！”弟媳信以为真，破涕为笑，反倒庆幸自己丈夫落第。第二天，偷偷告诉嫂嫂，说哥哥中了状元，可是那话儿却没了。嫂嫂闻讯大惊，惨然不乐。过几天哥哥衣锦荣归，人人笑脸相迎，惟独嫂嫂愁容满面。入夜，哥哥怪而问之，嫂嫂具实以告，哥哥听了，说：“胡说八道！那话儿好好的在此，谁说没了！”于是解开裤子，大势所趋一番，嫂嫂消受之下，破涕为笑。哥哥乃感慨道：“我做了这么大的官，竟赶不上一根鸡巴！”这个故事，用意在讽刺人当了官，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热中此道的人，却总以为了不起，因此抢破了头，也想做个官，成为官迷。我后来写过一篇《台湾人与鸡巴》，讽刺台湾人的官迷，我说：台湾人中不是没有高人，郭国基就是其中之一。郭国基说：“国民党把鸡吃了，剩下鸡骨头给我们来抢、来竞选。”真是一针见血之论。虽然郭国基仍不免于抢骨头，但他真的能警觉到这一点，不是洋洋自得，而是满怀悲愤。在国民党体制下抢骨头，抢到了该是志哀，不该是庆祝，肉都给人吃了，他妈的啃着骨头庆祝什么。可是，看到台湾人抢鸡骨头，抢到的兴高采烈、抢不到的如丧考妣，真是笑话极矣！我的结论是：什么时候台湾人觉悟到鸡巴比官大，什么时候台湾人才会得救。否则的话，台湾人只是“见笑”的“‘国’仔鸡”、“‘国’仔酒矸”而已（台湾人称服侍日本人的女佣为“番仔鸡”、妓女为“番仔酒矸”，我改“番”为“国”字，指国民党也）。－我用鸡巴勉励台湾人，貌似不敬，其实“出恭”，看了我重视鸡巴、生殖器崇拜的全部高论，就知道我多爱台湾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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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留纪（1）
小！说
胸怀大陆，志留台湾　露骨卡好，何必盖棺
我家住台北市敦化南路大厦中，二十年来我有幸碰到好邻居——牙医张善惠、林丽苹夫妇，牙医开医院，太太做“院长”。“院长”的老爸当年手握上海市情治大权，杀真假共产党无算，刚来台湾时，人心惶惶，她老爸每逢吃饭时就恐吓：“有得吃就吃，等共产党来了，我们全家跳淡水河！”虽然是五十年前往事，“院长”说她仍心有余悸，觉得每顿饭都吃得痛苦不堪。五十年前同一时间，我家也从上海来台湾，爸爸虽非“院长”老爸那种国特级，不怕“会被共匪剥皮”，但既一起逃难到孤岛之上，同归于尽，自有可能。一个叫宗荣禄的小国特，他写回忆录说他来台湾前，约他山西老乡宋伟霖教授一起来，宋教授责备他说：“国民党已寿终正寝，你还想亲视含殓。”我看到这段话，心里为之一震，我李敖本来明明是同归于尽的，但阴错阳差，居然又看别人“寿终正寝”了，并且有“亲视含殓”的机缘了，这种“你死我活”的结局，想来也真是奇遇。何况，在使蒋家伪政府“寿终正寝”上，我又不无促死与鞭尸之功，这种奇遇，就更杠上开花了。
一九八六年三月五日，我回信给汪荣祖，曾一吐我对这奇遇的心境：
……我就是看不过去，就是要在这岛上，给知识分子留下浩然之气的榜样。我的手法是霹雳式的，因为施的是天威，所以雷劈之下，不论首从。虽然以劈“当路”的“豺狼”为主，但是兼问“狐狸”，有时也有必要，我满喜欢一幅漫画，画的是打猎家在家中墙上，以所猎动物头标本为装饰，但在墙脚下的老鼠洞旁，却有另一装饰，盖老鼠头标本也！此公对敌人一视同仁、葑菲不弃、巨细不遗、大的要、小的也要，真是要得！
……今之台湾知识分子不成才，卖身上床、粉墨登场而不以为耻，此真顾亭林所谓之“亡天下”也！顾亭林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是政权的失落，“亡天下”是道德的失落。国民党“亡国”是他家的事，但是率二流、三流、不入流的知识分子以“亡天下”，我却要站出来打，打它个明白。
这种浩然之气，就是我几十年来的一贯人格与风格。它的形成、它的正果，有着漫长的心路历程与身路历程，而我愿以回忆录和快意恩仇录来做一清算，显有施教和典范之意存焉。
我但白写出我并没有很好的天资和背景，也非天纵之圣，而是自己困学硬造出来的豪杰人物，甚至近乎圣人。一九八二年，我回信给黄妮娜，有这样的告白：
……你知道我婚丧喜庆概不参加……你和新郎的喜事，我不能参加，你们俩当不会见怪……
你结婚后，自然离开台湾，远托异国。你为理想坐过牢、受过难，如今离开这个令人痛苦的岛，去过一种新生活，似乎该为你庆幸。按说人不该老是做战士，总该新陈代谢，总得有个退休，有个变化。所以你此后远走高飞，不能说你不对。人要为同胞活，也得为自己活，不然岂不是圣人了？要人做圣人，总是强人所难的。你年纪轻轻的，就被国民党关那么久，如今苦海余生，别做打算，也是合情合理的。
至于我，显然老是做战士，无新陈代谢之可言，没有退休、没有变化，似乎该以圣人论了。套句明朝哲人的话：我做圣人，我做不到；但是圣人做我，也不过如此吧？我想，即使孔夫子在台湾，在国民党这样统治之下，做的也不会比我更多吧？……
这种类比，就是我自许的根源。王安石赞美被人恶骂的冯道，说他有“圣人行”（圣人的行为），我自许自己就是做有“圣人行”的豪杰。自己穷困时候，一顿顿饿饭帮助老师，此“圣人行”也；自己富有时候，一把把钞票支援难友，此“圣人行”也；自己坐牢时候，一篇篇文章抢救奇冤异惨的死魂灵，此“圣人行”也，“圣人做我，也不过如此吧？”至于仗义声援弱小、疏财领先抗暴、出山以救苍生、入狱以谢知己、散尽收藏以助慰安妇……此“圣人行”也，“圣人做我，也不过如此吧？”但我为何引起争议？为何不乖乖像圣人一样，净得嘉名？追究起来，有原因在，就是我太但白了、太尖锐了、太凶悍了、太生不逢时了，所以虽“圣人行”不止，却“恶人名”不已，所以我的嘉名，没得到应得到的程度与浓度。这种不相称，不是从我开始的，早从古代的圣人墨子，就遭遇到了。墨子是热心救世的人，班固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住的地方，烟囱还没熏黑，就跑去救世去了。
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来，动人得多。孟子一方面明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一方面却血口喷人，骂墨子“是禽兽也”。这未免太不公道，也太伪君子了。儒家高高在上，以不耕而食为君子、以学稼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生活起居，都要乘舆代步、从者众多的大排场，这样的救世者，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来，是应该脸红的。孟子不但不脸红，竟还骂墨子是禽兽，这又算什么呢？比起儒家的圣人来，墨子们却没得到应得的嘉名，这当然不公道，不过，有一点公道的是被骂禽兽，骂他的还是圣人级的人物，但李敖呢？在文章中和电视call一in中被骂禽兽，骂他的却是小人级的狗腿了，但我有比墨子优势一点的是，我因为太但白了、太尖锐了、太凶悍了，我可以报复回去，不在乎形象，墨子却做不到。所以，同为“圣人行”的，李敖活得虽难度最高，却活得最痛快，痛快的原因之一，是我可以公然自大。我曾告诉陈彦增说：“大概只有像你这样深知我的老朋友，才对我这种‘关门自大’的态度，不以为异，也毫不见怪。不深知我的人，就不习惯我这种大模大样了。其实我的自大，从不表现在脸上，只是表现在身上，我从无‘满脸骄气’，却总有‘一身做骨’……只有深知自己的老朋友，才能消受得起，不是吗？”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