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蛤蟆的油》第2章

幼儿时代的再一个记忆，是奶妈常常背着我去一个黑黑的小屋子。
那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呢？长大之后我常常想起这个问题。
结果，有一天就像福尔摩斯那样解开了这个谜：原来她是背着我上厕所。
这奶妈简直太不懂礼貌了！
不过，后来奶妈来看我，她仰着脸望着身高一米八○、体重七十公斤的我，说了声：“孩子，你长这么大了！”当她抱着我的双膝高兴得抽泣的时候，我一丝也没有责备她不礼貌的心情。对于这位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老太太，我很感动，却又一时毫无印象，茫然地低头看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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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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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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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什么原因，从我学会走路到进幼儿园这一段，记忆就不像幼儿时期那么鲜明了。
00唯有一个场面记得最清楚，而且色彩强烈，就是电气火车过道口的时候。
电气火车即将通过，拦路杆已经放下，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在铁轨对面，我一个人在铁轨的这一面。
我家那条白狗在父亲他们那边和我这边来回地跑，就在它朝我跑来的时候，电气火车从我眼前倏地一下开了过去。结果，我眼前出现了被轧成两段的白狗。它就像直切成段的金枪鱼一样，溜圆而鲜血直淌。这种强烈的刺激顿时使我失去了知觉，大概是引起痉挛而晕过去了。
后来，我茫然记得，因为发生了这桩事，有人给我送来又带走过好几条白狗。它们有的装在笼子里，有的是抱来的，有的是拴着颈圈牵来的。
大概是因为我那条白狗死了，父母亲给我找来的全是与那死狗极其相似的白狗。据姐姐说，我一点儿事也不懂，一看见白狗就像发了疯一般，大哭大闹地说不要！不要！
如果给我找来的不是白狗而是黑狗，是不是就不会这样？
是不是因为找来的仍是白狗，使我想起了那可怕的情景？
总而言之，从这件事之后，足有三十多年，我不能吃带红色的生鱼片和寿司。看来，记忆的鲜明度是和冲击的强度成正比的。
还有一件记得很清楚的事，就是我最小的哥哥头上缠着满是鲜血的绷带，被许多人抬回家来的场面。
我那最小的哥哥比我大四岁，大概是上小学一二年级。他在体操学校走平衡木的时候，一阵大风使他跌了下来，听说险些送了命。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我那最小的姐姐看到满头鲜血的哥哥，哭着说：“我愿意替他死。”
我想，有我家血统的人，都是那么感情过多而理性不足，善感多愁，处世厚道，感伤情调过浓，浑浑噩噩的人居多。
后来，我进了品川区的森村学园附属幼儿园，但在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我几乎毫无记忆。
只是比较清楚地记得，老师让大家在小菜园里种菜，我种了花生。为什么我要种花生呢？因为那时候我非常喜欢吃花生，但肠胃弱，大人只准我吃一点儿，多了不给。我想自己种了就可以多吃，然而却没有很多收获。
我想，大概就是在这个时期，我第一次看到了电影。那时，电影叫“活动写真”。
从大森的家走到立会川车站，乘开往品川的电车，在青物横丁站下车，不远就有家电影院。二楼上有个铺地毯的包厢，我们全家在那里看了电影。
幼儿园时期看了什么影片，上小学时看了什么影片，这些就记不清楚了。
记得清楚的是，有一出闹剧，非常有趣。名字大概是叫“怪盗吉格玛”，有个场面是一个越狱的家伙攀登高层建筑物，一直爬到屋顶，然后从屋顶上跳进了黑黑的河里。
还有一部电影，其中有这样一个场面：船上有一对相恋的青年男女，在这只船即将沉没的时候，男青年刚要爬上早已挤满了人的汽艇，可是他看到那姑娘势必上不来，便决心自己留下，让那姑娘上了汽艇，并挥手向她告别。（这部影片大概是《库奥雷》。）
还有一次，因为电影院不上映喜剧片，我竟然为此撒娇，大哭一场。还记得姐姐吓唬我说：“你这家伙太不懂事了，警察要把你带走。”于是，我果然害了怕。
不过，我认为此时我和电影的初次接触，和我后来入电影界没有任何联系。
那时我看着那会动的画面，或者笑，或者恐惧，有时看到伤心之处就抹眼泪。它给我那平凡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变化，使我舒畅、刺激和兴奋，使我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它。
回想起来，军人出身、对子女一向严格要求的父亲，在那认为看电影会对子女教育产生不良影响的时代与潮流之中，主动携全家去看电影，而且后来他认为看电影对子女教育有益的态度也没有改变，对我后来的人生，似乎是起了指明方向的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在这里提一提，就是父亲对体育的看法。
父亲不当职业军官之后，就到体育学校去工作了。他对体育一直坚持积极鼓励的态度，除了大力发展传统的柔道、剑术之外，还把各种各样的体育器械置办得齐齐全全，修建了日本第一座游泳池，并大力推广垒球。
他的这种态度，我完全继承了下来。我既喜欢体育锻炼，又喜欢看体育比赛，而且始终认为，体育是一种真正的锻炼。
这肯定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我小时候身体非常虚弱，所以父亲常常唠叨说：“婴儿时期，为了你将来长得结结实实，还特意请大力士梅谷抱过你，可是……”
提起角力，我记得父亲在从前国技馆的摔跤场地上发表过演说。那时我坐在楼座上看着他，但是不记得那时我几岁，只记得我坐在母亲膝上，由此看来，那时一定还很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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蛤蟆的油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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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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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当电影导演以后的事了。
在日本剧场看稻垣浩先生　稻垣浩（1905—1980），日本著名导演，日本早期电影的奠基人之一。代表作有影片《宫本武藏》、《无法松的一生》。描写弱智儿童的影片《被遗忘的孩子们》，其中有这么一个镜头，场景是学校的教室，孩子们都在听课，可是只有一个学生的课桌离开大家的行列，单独坐在一旁随便玩他自己的。
我看着看着就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忧郁感，同时不由得心慌意乱，再也坐不下去了。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那孩子。
他是谁呢？
我突然想起来：
那是我呀！
想到这儿，我立刻站起来去了走廊，坐到那里的沙发上。
我想可能是出现脑供血不足的征兆，便躺了下来。剧场的女事务员颇为担心地走到我跟前，问：“您怎么啦？”
“啊，没什么。”我回答了一句便想坐起，但一阵恶心，简直要吐出来。
结果，她叫了辆车把我送回家。
那么，那时候我为什么情绪不好呢？原因是一看《被遗忘的孩子们》，就想起了那些不愿回忆的、令人不快的事。
我上森村小学一年级时，觉得学校这种地方对我来说纯粹是监狱。在教室里，我只感到痛苦和难受，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一直透过玻璃窗注视着家里陪我来上学的人，看着他在走廊上来回踱步。
回想过去，我还没到弱智儿童那种程度，但是智力发育很晚却是无可否认的。老师说的东西我根本不懂，只好自己玩自己的，结果老师把我的桌椅挪到远离大家的地方，把我当做需要特殊对待的学生看待。
上课的老师常常朝我这边望着说：“这个，黑泽君大概不懂吧？”
或者是：“这对黑泽君来说是很难回答的啦。”
每当此时，我看到别的孩子们都望着我这边嘿嘿窃笑，心里非常难受。然而更伤心的是，果如老师所说，我的确不懂老师讲的究竟是什么。
早晨上朝会，老师一喊立正口令，一会儿工夫我准扑通一声跌倒。好像是一听到喊立正我就紧张，以至晕倒。这样我就被抬到医务室去，放在病床上，然后护士走来俯身瞧着我。
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
下雨天，我们在室内做抛球游戏。球朝我飞来，可是我却接不住。大概同学们觉得这很有趣，所以他们拼命地拿球砸我，常常砸得我很疼，而且让人心里不痛快。于是，我把砸到我身上的球拾起来，扔到室外雨地里。
“干什么！”老师大声怒斥我。
现在我当然懂得老师发火的原因，可那时我还不明白。我把砸得我心烦的球拾起来扔出去，这有什么不对？
就这样，在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这段时期，我简直就像在地狱受罪一般。
现在看来，只按着老规矩行事，把智力发展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