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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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袁氏这时所遭遇的困难,也正是二十年后蒋氏所遭遇的困难。强寇入侵,既不能战,又不能不战。唯一的办法,则是既不战,也不降,来它个无限制的拖延,也就是胡适所说的苦撑待变吧。陆征祥是个慢性而多礼的外交家,每次会议之前,请坐、喝茶就要喝掉几十分钟,把日本客人急得半死。再则把会期减少,每周一会;更把会议程序无限拖长,二十一条,多来兮,再一条一条慢慢研究。顾维钧先生那时是陆外长的助理,在被日本人赶出会场之前,场场参加。顾氏后来对我慢慢道来,绘影绘声,十分有趣。在我当时撰写《顾维钧回忆录》时,我也曾把它绘影绘声的记录下来。顾氏对我这样干法,虽颇感意外,却人为欣赏,并特函哥大当事人,把我大为夸赞一番。谁知后来这些保守学人,为着节省助理费(其实该省而不省的浪费正不知有多少),把顾公和我所认为最精采的部分,都给“节省”掉了。我个人为人作嫁,倒安之若素;顾公竟为之颇感不快。当时我不知也。数十年后,余于哥大所开放之旧档中,始初知此事,亦为之怏怏也。夫复何言?
二十一条交涉,就这样一拖拖了四个月,日本人无可如何,只好自动把条件减轻,以免夜长梦多,引起英、美的阻扰,但是中方还在继续,请坐、喝茶、研究,还价。弄得日本人实在忍不住了,至五月七日下午三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乃亲访多礼的陆外长,向陆亲自交上一份“最后通牒”,同时说明日本驻华陆海军,已勒缰以待,箭在弦上,势在必发。中国政府不能再拖了,终于回文“即行应诺”,便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签订了城下之盟的中日新约九条,换文十一件;另签有关解决山东问题的条约一件,换文两件。这就是有关日本二十一条要求交涉四阅用的全部结果了。(条约原件现存台北南港近史所,已对外开放。条约全文复印最近版,见上引,《中外约章汇要》一六八九~一九四九,页四四○~四四六。)
……
Chapter_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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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条交涉误国辱国平议】
这次袁世凯的二十一条交涉,被后世史家和著作家,说成是袁世凯企图帝制,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要求的总罪证。其实袁世凯又何尝接受二十一条呢?原要求中的“五号七条”,就全部被袁政府拒绝了嘛!吾人如把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比,二者有霄壤之别也。当然我们不容否认,这组新约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例如延长旅大租期至九十九年,直至二十一世纪。又默许日人无限制向东北移民等等,都是不可思议的、丧权辱国的。但是这是中央政府在敌国大兵压境,一拖再拖,不得已的“城下之盟”嘛!但是中国却始终没有变成日本的印度,所以日本虽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弄得臭名四溢,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为天下笑。他们一不做二不休,直到最近还要强占我们的钓鱼台,并大力引诱曾经参加过日军的李总统归队。(见姜国镇译著《谈李登辉与“文艺春秋”的访问记》,载《世界周刊》,第七五八期,sep。 27-oct。 3,一九九八年纽约版,页十二~十三。在李总统答覆日本杏林大学教授伊藤洁的访问中,李总统竟然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政府利用来跟日本要钱的筹码。我断不相信李氏此言能代表宝岛上两千一百万的台湾同胞。在中国近现代史里,李总统和袁大总统的历史地位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了。)
在二十一条交涉结束的十六年后,日本还是把我们的东北全部强占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在默许了“满洲国”的存在之后,还不是要在敌人枪尖之下,不断的签其城下之盟,什么《塘沽协定》(一九三三)、《何梅协定》(一九三五)、《秦土协定》(一九三五)?多着呢!二次大战后,中国变成世界四强之一了,中国还不是把外蒙古断送了。这记断送勾当,窃国大盗袁世凯不敢为也;声名狼藉的北洋军阀不敢为也。不顾全国民意,而悍然为之者,革命救国的国共两党也,……国民党签约,共产党举双手赞成,而断送之也。外蒙独立,是两党为着私利,向俄帝行贿而断送之也。贫苦的蒙古同胞,何曾受惠?再看那百分之百的中华领土,台湾渔民自古以来,便赖以养家活口的渔场,东海之上的那个宝岛钓鱼台,光荣、伟大、正确的国共两党,不是为着私利,又正在加以断送?台湾的李总统不也是早就向日本默许了吗?为此,我们也断不相信,李氏的心态能代表宝岛之上两千一百万台湾同胞也。手握滑鼠,治史者又如何下笔呢?如何下笔呢?
【知耻而无耻的袁世凯】
在二十一条交涉之后,袁世凯于五月八日,在北京政府高级官员全体出席的国务会议上讲话,表现得极为沉痛。袁说:“(前略)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画,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英驻华公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见同上,页八二一~八二二)”
袁世凯这番话,痛定思痛,实是发自肺腑的知耻之言。知耻近乎勇,既然知耻,就应该发愤图强,照自己的誓言做下去,十年之后,和日本“抬头相见”。何期袁某血口未干,便把他自己的发愤之言,忘的一干二净,对富国强兵,一事未做,却去买龙袍,做皇帝,那就太无耻了。结果时未期年,便以倒行逆施,身死名裂,遗臭后世,读史者悲之也……下章再谈谈他的皇帝梦,为何做得那么窝囊。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于美国新泽西州〗
六、记一失足的帝王梦——兼为古德诺教授喊冤
在本世纪之末,我们平心静气,摒除近百年来所积存的成见,并以近十余年来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史所开放出来的视野与史料,再来回看世纪之初的纷纷扰扰,在比较史学的法则之下,我们难免也有一番觉今是而昨非的检讨。就以袁世凯来说吧,笔者始自孩提,可说就未读过一本对袁氏有正面评价之书。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我个人对袁氏的议论,也可说是从全盘否定开始的。但是在忧患余生中,历经国破家亡,家破人亡,和大半生的颠沛流离之后,霜晨月夕,闭目沉思,再佐以读破千卷史书的分析,余终觉人类也只是脊椎动物之一种,圣贤禽兽之分,那有若斯之绝对哉?从不同角度观之,禽兽圣贤往往却适得其反也。天何言哉?
笔者不学,在史学中与袁某纠缠,所读不下数百万言,近年述而作之,盖亦在十万以上。袁世凯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语云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将货比货,吾为袁世凯悲,亦如余之为汪精卫惜也。二人一为“能臣”,一为“才士”,均有足多者。小节出入,纵有可议,皆无伤传世之名。二人之错,错在晚节,错在一念之间,一失足成千古恨。一为曹操,一为张邦昌,就遗臭万年了。汪精卫之失足,实由于身边那个才胜于德,做宰相大梦,而生就汉奸胚子的周佛海,联合汪氏泼辣褊狭的老婆陈璧君,而拖其下水,有以致之。袁世凯之失足,则由于他身边,那个才德不称,也做其宰相大梦,对现代政治知识实无所知而恃才傲物的杨度,联合袁氏那位浑球“太子”、欺父误国的袁克定,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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