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第45章

【云南的三路护国军】
接着在云南的原班领导人，发动组织讨袁护国军，共有三个军，分路出师北伐。他们议定，由蔡锷统率第一军，分三个梯团，六个支队，号称九千人（见李新、李宗一合著之中华民国史，其它史书有说实数不过三千上下，总数约五六千人，或较近史实也。），首先出发，直上四川，分向叙州、泸州、重庆三个目标前进，今且将第一军的统兵将领，列表如下：“总司令：蔡锷（参谋长罗佩金）
第一梯团长：刘云峰
第一支队长：邓泰中
第二支队长：杨蓁
第二梯团长：赵又新
第三支队长：董鸿勋
第四支队长：何海清
第三梯团长：顾品珍
第五支队长：禄国藩
第六支队长：朱德”
蔡锷的第一军，基本上是步兵，加一个骑奇连，和若干重武器和轻重机枪，少量弹药，裹二月粮饷，于民四年底，民五月初，分批出发北上，人数虽少，倒也十分悲壮。
护国第二军由李烈钧统率，李之下有两个梯团，四个支队。两个梯团长分别是张开儒和方声涛。二军作战路线是东出两广，北上湘赣与一军会师长江。二军东出之时，曾沿途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散兵游勇被裹胁一空。下级军官之中，后来扶摇直上，成为国民党军之中坚者，指不胜屈。李宗仁当时本已弃武从文，在一所中学之内，当个待遇优厚的体操教员，颇为满足。不意护国战起，他再度投笔从戎，在张开儒梯团中“炒起排骨”（当排长）来了。
我曾问过李德公，待遇优厚的中学教师，那里不如一个稍息立正的小排长呢？“啊，”他说，“我是个职业军人，自当在军中求出路嘛！”我又问他为何一定要反对袁世凯做皇帝？李公说，他们那批“小排骨”，还管什么“皇帝不皇帝？共和不共和？”，反正当军人就要打仗就是了。这是护国军中的“小排骨”当时对内战的观念。我想当时在袁军之中的“小排骨们”，思想也不会是两样的。“排骨”的思想尚且如此，则他们之下的“两脚规”（画圆圈用的小仪器通称圆规，或两脚规，因其造型颇像出操的小士兵。故被排骨们当作小兵的代名词）对内战的认识如何，就不需多加解释了。语云一将成功万骨枯，枯的都是这些“小排骨”、“小两脚规”；啥共和？啥帝制？他们死掉做鬼也不关心啊。当年我替李公写“口述自传”，我劝他对护国战争这段经历，团长以上的大战略，少谈不为过。“炒排骨的故事”则多多益善，因为那才是一般历史家所不知道的，也不屑知道的护国战争中真正的历史啊读者可参阅《李宗仁回忆录》的六、七两章。）
护国第三军也有四至六个支队，由唐继尧指挥，留守云南基地。
【三军无主的护国战争】
护国风气一出，兵来将挡，袁政府也立拨曹锟、张敬尧两军和冯玉祥一旅入川抵御。其实蔡锷这区区数千之众，间关千里，翻山越岭而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对付蔡锷，袁军毋须作战，只要据险防守数月，蔡军里无粮饷，外无救兵，饿也饿死了，会不战自溃也。
原来蔡锷犯蜀这个计画，是他们梁蔡师徒远在天津便已拟定了的。他们原意本是在控制云南之后，用云南全部军力民力，倾巢而出，一举占领四川全省。然后再发动四川全部军民力量，北出祈山，东下三峡，直入中原，北上幽燕，把老袁小袁一举打垮。他师徒这项战略，原甚周详，谁知它第一步（占领云南的计画），就未能实现。这计画只是一个湖南佬和一个广东佬，一厢情愿所拟订的。在这区域主义已迅速抬头的中华民国里，其难于执行，是不待蓍龟的（且看今日台湾）。如今蔡锷以数千羸卒，裹二月之粮，北犯巴蜀万重之山，意欲何为？蜀人纵开门揖盗，你数千烂兵，又能盗得几许？所以蔡锷伐蜀的关键便是唐继尧的大力后援，谁知唐氏把蔡送上征途之后，便再无一弹之增，一斗之济。他二人的关系何以一寒至此？卫唐卫蔡之士，一百年来就各为其主了。
吾人治史，笔则笔之，削则削之，不为两方师爷作注也。但我们大致可以说，两方皆在闹情绪；皆为情绪所累。也不会太错。君不见他们护国三军之中，竟然没个主帅。三军函电来往，悉用“咨文”。咨者，彼此不分上下，绝对平等之谓也。这在自号“东大陆主人”的唐氏看来，云南是吾土吾民，尔等远来就食，自当客随主便，反帝抗袁，总应以我为尊。衣我之衣，食我之食，还要骑我头上，未免太不自量力矣。要我接济，磕头来请。可是从蔡锷立场来看，哼，尔唐蓂赓之有今日，不知饮水思源，还要恩将仇报哉（见上节故事）？嗟来之食，丈夫不屑；反主为奴，焉有此理？何况反帝抗袁是为全民伸张正义，为此反要丧志辱身，服侍小人，情何以堪？朋友，读者，你说他二人都对？都不对？总之，他二人这样一闹情绪就三军无主了。在近现代中国的军事史上，哪一支军队，没个上级呢？有之，就是这三支护国大军了。虽然他们后来于民五五月初旬（见下表）也在肇庆组了一个“两广都师令部”，选岑春煊为都师令司梁启超为都参谋，企图先把两广的护国军统一起来。接着又设立了一个“护国军军务院”，选唐继尧为抚军长，这显然又是梁启超这个聪明人，亡羊补牢的办法，然为时已晚；这个新建制，徒徒把中华民国政府，一分为二，搞出个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府”来，它本身未发生任何作用，中国近代史就进入“后袁世凯时代”军阀乱政的阶段了。
以上所述，只是举一个当国者的情绪影响行为，行为又影响政治的小例子。更大的问题还多着呢！本篇限于篇幅，就不能继续追根了。
【泡沫战争的顺利收场】
所以蔡锷的伐蜀实在是个泡沫战争，脆弱之极，所好的他的对方也是如此。曹锟、张敬尧、冯玉祥，乃至其他的袁党中人，如湖南的汤芗铭、四川的阵宦、陜西的陈树藩也是如此。他们何厚于帝制？又何薄于共和呢？对他们来说，生存（survival）才是真理。例如汤芗铭这个湖北人做了湖南将军，为着报效袁公，他在湖南乱杀民党，如今湖南人要向他收复失地，讨回公道，袁党又无法保护他，那么汤氏的自全之道，就只有加入民军，宣布湖南独立，美国人所谓搞不过他就加入他（if　you　can　lick　him，join　him），此之谓也。陈宦在四川亦复如此。蔡锷之兵近在咫尺，相互砍杀，两败俱伤，而一无是处，加以袁在此时，民心全失，蔡锷与陈个人亦无宿怨，罢兵言好，生民同庆，何乐不为。最重要的还是袁氏鞭长莫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袁对他私谊虽恩重如山，他在此时放下屠刀，又何负于袁呢？所以陈蔡双方在川南搞拉锯战，不二回合，两方就私通款曲，言归于好了。云南后方唐某拒发补给，蔡索性把两个支队拨归陈氏指挥以就食，血浓于水，有何不好呢？
三十多年过去了，国共内战，旧戏重演。傅作义在北平与林彪搞和平解放，至少保存了个文化古都不受糜烂。你说傅氏是里通外国，晚节不保？据说蒋老总统败退台湾之后，检讨战局，发现四百万大军，兵败如山倒，而军人战败“殉节者”却寥寥无几，因曾痛恨“武德”不修，人心败坏，而痛心疾首，这就是孔夫子所说的“不患不知人，患不己知也”。袁世凯当年正是如此。
【从非袁不可到非段不可】
可是在袁生命最后的月日里，他似乎对自己热中帝制，误信小人，也有深度的忏悔，第一他显然认识到他对日本的估计是个绝大的错误，当此欧战正烈之时，他这个“欧美派”，纵使内无反侧，一个日本的外在反对，也足够使他的皇帝之梦化为乌有的。克定伪造的顺天时报，欺父误国的影响，是无法挽回了。唯一的补救之道，就只有人死病根断，撤销帝制。
云南起义的爆发，和它所引起的骨牌效应，在偌大的中国，顾此失彼，他也是无法应付的。因此当袁军与蔡军在川南拉锯，各有胜负之时，他就决心把帝制叫停了。三月二十二日袁氏正式撤销帝制之后，在各方要求连总统一道退位的叫嚣声中，烂摊子如何收拾？袁氏此时已是个绝对的孤家寡人和独夫。积劳成疾，已重病在身。有关军国大事，那些帝制派的喽啰，什么六君子杨度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