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亡唐兴七十年 作者:蔡磊》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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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这又是一项意在拱卫东都的浩大的国防工事。这里被称作“堑”的，其实就是用来阻断交通——也就是阻隔北方游牧民族铁骑——的长沟。这条动用了数十万民夫挖出的壕沟绵延数千里，横跨如今的山西、河北、山东数省，可谓惊世骇俗匪夷所思，说成是古代中国的马其诺防线也是可以的吧？　
即位伊始，就又是挖沟又是修墙，大业天子杨广显然是重在防守，并没有想着要对外扩张，这无疑又和他执政后期三征高丽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而后者又成了导致他丧家失国死于非命的直接诱因。找出这种前矛后盾变化中的蛛丝马迹，对于我们真正深入深刻地理解杨广其人，当然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杨广三征高丽并终至亡国是以后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　
堑壕挖好了，但毕竟作用有限，再说这条用来给敌人制造障碍的壕沟同时也给自己制造了一定的麻烦，所以需要再开驰道。
大业三年（607）四月，杨广下诏“巡省赵魏”，也就是在这次长达两年的巡幸过程中，大业天子于同年五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这是要从太行山横截开出一条从河北到并州太原府的驰道，既为了皇帝巡行的车驾能够通过，也方便战时调兵，当时汉王杨谅不就是在这一带举起的反旗吗？据记载，参与这项工程的大约有黄河以北十几个郡，按平均每两户抽一丁计，参与人丁在百万人左右，费时约三个月。　
修建道路的工程哪里就是仅此一项？还有与上述工程有关的穿越太行山通往河内（今河南沁阳）的九十里直道；连接洛阳与长安也就是崤山与函谷之间，对原有“峻阜绝涧，车不得方轨”的旧路改造后修成的连接东、西两京的新国道；修大运河时在运河岸边修筑的御道；再加上大业六年（610）所开的西起榆林北突厥牙帐，东达于蓟（今北京密云一带）的长达三千里的御道，工程总量与所耗人力物力无疑又是让人瞠目结舌的天文数字。　
专制统一的极权国家，又恰逢政令通畅的黄金时代，最大的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皇帝的旨意可以得到迅速而彻底的执行，而这种顺畅又会极大地刺激专制君王更加专制，以为自己的意志真的就是天下人的意志，以为自己顺天应人真的可以为所欲为而永远不会有天怒人怨的那一天。当年的大业天子正是这样，一门心思想要让大地山河听从自己的调遣，在适合开河的地方他下令开河，不宜开河的地方他下令修路，为的就是在全国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畅通无阻的交通网，让自己的政令和旨意不折不扣地得以执行。　
修筑长城，就是在这样的通盘考虑中被提上大业天子的议事日程并付诸实施的。
众所周知，万里长城最早是和秦始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灭六国一统天下之后，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秦始皇将从前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西起陇西临洮，东到辽东，筑起一条长达万里的防御工事，万里长城从此便成了华夏古国延续千年的一道亮丽雄浑的风景。车同轨，书同文，还有万里长城，是秦始皇的大事业和大手笔，也是他留给后人泽被久远的遗产。尤其是长城，更是成了历代中原王朝薪火传承的接力棒，成了世界奇迹，直到人类登上月球之后，一度还传说长城是在太空中可以看见的人类有数的建筑物之一。　
但当时修长城的人们可没有想要创造什么奇迹，他们只是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具体到后来被称为“隋炀帝”的大业天子杨广，修筑长城的目的也是为了防备和抵御突厥、契丹、吐谷浑等北方游牧民族的掳掠。隋文帝在位期间曾五修长城，但规模都不大，人数少则三五万，多不过十余万，一般也都是一旬或二旬而罢。大业天子杨广却是另一种带有鲜明个性的典型风格，虽说他执政期间修筑长城的次数只有两次，但两次都兴师动众——　
一次“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另一次则“发男丁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
“城上一杆土，手中千万杵。”百万民工以死伤过半的代价，用十天左右的时间修筑了二百多里的长城，考虑到当时的施工条件和设施，如此速度，实在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但古语早就说过：“足寒伤心，民怨伤国。”地理上的长城就这样矗立起来了，人心也能随之而凝聚一处吗？由于修筑长城时周边各郡恰逢旱灾，此时征服劳役，而且是“发卒百余万”的大动作，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隋书》所说的“百姓失业，道殣相望”，一片凄惨。孟姜女哭长城说的是秦始皇时代，隋炀帝时代的孟姜女们肯定也少不了，肯定也是哭声一片。　
这当然只是我等后来草民的草根观点，甚至连隔靴搔痒也谈不上，那就继续说事实。
那两次大修长城的时间分别是在大业三年（607）七月和大业四年七月。
大业天子并且前往塞北，亲自督促，显得相当重视，好像形势已经火烧眉毛了似的。难道真是突厥或者契丹再或者是吐谷浑又一次兴兵犯境，大隋之地已是狼烟滚滚？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作为西域霸主的突厥早在隋文帝时期就已被分化瓦解为东、西两部，东突厥已然降服，西突厥当时也没有侵扰之事，至于契丹或者吐谷浑单凭自身之力更是不敢也不能轻举妄动。联系第二次大修长城前后，大业天子曾派使者经略西突厥部和派兵深入吐谷浑之地的举动，这其实可以理解为身为一国之君的大业天子在软硬兼施未雨绸缪。　
但有人却不这么看。《贞观政要》载，唐太宗李世民后来就此批评说：“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筑长城以避胡。”
这就有点不厚道了。而且，就像李世民总爱贬低父皇来突出自己一样，在这里他用的还是抑人扬己的老套路，尽管他看起来是在表扬自己的手下大将：“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世■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　
当然不能说李世民没有道理。有唐一代，国力强盛，只是后期才感边患，所修长城也只是沿袭隋长城而已，所以李世民可以这样说。但就皇帝说皇帝，历朝历代哪个君王是真正把百姓利益置于所谓的“国家利益”之上，真正以黔首百姓为本，也就是现在说的以民为本？皇皇几千年的王朝史，从来不都是朕即国家、朕即天下、朕意不容置疑，其他所有人都是皇帝家国天下这个庞大无比的机器上的小小螺丝钉吗？更何况杨广早就直言不讳有言在先，天子大兴土木是为了天下，“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　
当时的大业天子真是得意洋洋意气风发。早在还是晋王的时候，他就不止一次前呼后拥地到过边关，也不止一次地以前敌统帅的身份领军征伐，但只有在成了皇帝之后，他才切实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庞大帝国心脏的不容置疑的分量，也就真正尝到了言出法随一言九鼎的滋味。长城完工之后，借着亲祠恒岳、巡幸河东河北一带的机会，他还写了一首诗《饮马长城窟行》，副题为“示从征群臣”，一扫先前为太子时所作的出塞诗里弥漫的那股怨妇情怀，大气磅礴气势豪迈，堪称佳作——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
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
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
北河秉武节，千里卷戎旌。
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
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
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
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
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
借问长城候，单于入朝谒。
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阕。
释兵仍振旅，要荒事方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诗是好诗，不但《乐府诗集》选而存之，后世的许多选家也没有漏掉它。清人沈德潜编纂的《古诗源》里甚至还有一句批注：“炀帝诗，能作雅正语，比陈后主胜之。”　
大运河的前世今生
大运河的确是应该也值得好好说一说。
长城是秦始皇永不离身的标志性饰物，大运河也是隋炀帝身上毁誉参半形同图腾的标志。两个相距八百多年闻名遐迩的暴君又都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