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伪科学种种》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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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一片惊人欢呼中，赫斯特系《芝加哥美国人报》的星期日增刊《美国人周刊》（一度曾是全国伪科学园地）竟然找到了这位失去的布赖德！③《美国人》的记者们以令人钦佩的科学敏感，开始在弗吉尼亚的老家——芝加哥到处走访。他们在弗吉尼亚曾经上过主日学的芝加哥福音堂的牧师沃利·怀特的帮助下，不久就找到了安东尼·科克尔太太的地址。她现在是一个寡妇，有7个孩子，仍住在那间旧木屋里，弗吉尼亚十几岁时她就住在那里。弗吉尼亚在街对过一家公寓的地下室里住过5年。科克尔太太的爱尔兰背景强烈地吸引了这个小姑娘。她的一个老朋友回忆说，弗占尼亚甚至“疯狂地迷恋着”科尤尔的一个男孩子约翰。科克尔的另一个男孩名叫凯文，是想象中的布赖德的朋友的名子。那么科克尔太太作姑娘时的名子是什么呢？布赖迪·墨菲！
记者们同弗吉尼亚的亲友谈得越多，就越明显地看出弗吉尼亚在鬼魂附体时只不过是挖掘出她童年时的记忆。伯恩斯坦为了隐瞒弗吉尼亚的身世，在他的书中小心地给她起了一个假名子。但是弗吉尼亚的早年生活与布赖德·墨菲的生活是那么惊人地相似，以至她童年时的几个好友，虽然根本不知道她住在普埃布洛，当他们读到这本书时却认出写的是她！
弗吉尼亚1922年生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一所白色木屋里，木屋与布赖德描绘的完全一样。她母亲的名字是凯瑟琳·波林（布赖德的母亲名叫凯思林）。弗吉尼亚的妹妹有一次从楼梯上摔下来，恰似布赖德说的曾使她致死的那次摔跤。
弗吉尼亚的一个童年时代的朋友对记者说，“弗吉尼亚有丰富的想象力，我一直认为她能够写书。”当然，这恰恰是她所做的，只不过封面上印的是伯恩斯坦的名子，而稿费是由《双日出版公司》支付的。如果伯恩斯坦要去核对一下弗吉尼亚的过去，这是世界上最简单不过的事了，但是那样一来，他当然就不会写出那本书了。幸而，看来似乎是《芝加哥美国人》的文章给了这本书以它十分需要的最后的一击。无论如何，它很快就从畅销书目中消失了。
约瑟夫·莱因博士在对布赖德热所作的短评（《明天》，1956年夏）中　同意这样的说法：这本书里没有什么需要一位科学家去认真对待的东西。另一方面，他感到布赖德热的浪潮利多于弊，因它激发了公众对正统心理学边缘问题的好奇心，从而为认真研究这种现象铺平了道路。对于伯恩斯坦的书在这一点上所做到的程度，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可能会从中产生出某种好的结果。但我更倾向十认为，这本书鼓励的只是怪诞的研究。正如各种占星术的杂志所证实的，公众已经对神鬼事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布赖德·墨菲无疑刺激了这种兴趣。但是由于伯恩斯坦完全缺乏科学见识，他的这本书很可能使严肃的心理学家感到厌恶，而不会有什么吸引力。
诚然，即使从最糟糕的伪科学著作中，也可能产生某种好的结果。首先，进行稀奇古怪的研究也有好处，因为一个偏执的科学家，不管他是多么无能，总是存在偶尔发现有价值的东西的可能性。事实上，绝大多数伪科学家，特别是那些吸引了大批追随者的人，总有一些值得赞扬的成分。例如，顺势疗法运动，就是从科学发展以前的医学中产生的。当时医生们喜欢给病人服用大剂量的药物，而那些药物的性质人们并不了解，并且常常是有害的。顺势疗法医生把药物的剂量稀释到最小限度，制成一种药料。它不会造成损害，因它根本没有什么作用。正象有人说的，顺势疗法的病人仅仅死于疾病，而正统医生的病人还死于治疗。因此，顺势疗法运动的成功，不仅注意到不分青红皂白使用大剂量药物是有害的，而且还强调了安慰剂对于心身病症的价值。同样，自然疗法运动帮助宣传阳光、新鲜空气、锻炼、新鲜食物、妇女穿平跟鞋等有益的东西。正统的医生并不反对这些观点，不过他们也确实没有加以强调。尽管伯纳尔·麦克法登有许多古怪的，有时是危险的医学主张，但人们必须承认，他的出版物在唤起人们注意一些合理主张方面，也起了一些好作用。
即使一种伪科学的理论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但驳倒它的过程本身就有一定教育意义。达尔文说，“虚假的事实对于科学的进步极为有害，因为它们常常能延续很久得不到纠正；但是错误的观点，即使得到某种证据的支持，却没有太大的害处，因为人人都在证明其错误过程中得到教益；这样一来，通向错误的路便被堵死，而通向真理的路则常常同时打开。”达尔人所指的科学家，其才能比本书所讨论的绝大多数人要高明得多。驳倒维利科夫斯基不见得会打开什么通向真理的新路。然而，达尔文的那番话，几乎对一切略知皮毛的科学家都是适用的。比如，凡反驳维利科夫斯基的人，几乎都会学到大量的物理学和天文学知识。我们希望《芝加哥美国人》对布赖德·墨菲的揭露，可以使未来的伪心理学家们不再被催眠术造成的前世的回忆引入歧途。不过，这条“通向错误的路”以前也曾被堵死过多次，因此我们并不能那么乐观。
近年来伪科学的瞩目进展，提示人们注意文化方面还有许多急待改进之处。从这一角度看，伪科学还是有价值的。我们的学校需要更好的科学教育。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科学普及读物。我们需要在有成就的科学家与公众之间建立更好的渠道，等等。
最后，我们一定不能忘记，科学界的唐·吉何德们，由于刁钻古怪的行为和异想天开的理性，常常是一些非常有趣的人。比如，艾尔弗雷德·劳森就是并非出自本愿的喜剧人物。如果读者用正确的心情来阅读这些人的作品，也会发现一些深刻的、使人耳目一新的幽默。
既然有这样的好处，那么是否可以就此得出结论，出版家们用精装本出版一些毫无价值的科学著作是给我们帮了忙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回到第一章所说的那种的连续统。离奇古怪的科学形成宽阔的谱带，从显然怪诞的观点直到值得尊敬的观点。我们会一致同意，一家著名的出版社，不应该降低标准出版一本证明地球扁平说的书，我们电会同意这家出版社毫不犹豫地出版莱因博士的著作。在这个谱带中靠近中间的某个地方，界限就不那么分明，处于这个区域的书稿就很可怀疑，赞成和反对都有足够的理由。因此，要问这样一本书该不该出，就等于问它低于可疑区域多远。怎样确定一部书稿在这个谱带上的位置呢？很明显，只能由科学家们来决定。有声望的出版社决不会把一部科学著作送给一位文学批评家去征求意见，就象它也不会把一部小说稿送给一位科研工作者去征求意见一样。实际上，一位科学家对一部小说的意见，很可能会比一位文学评论家对一部科学著作的意见更有价值。自然，绝大多数出版社都认识到这点，因此当他们拿到一部科学著作的书稿时，就立刻把它转交给一位适当的专家去征求意见。
但是，近来违背这种值得称道的做法的事例很多，一些远远低于这个可疑区域的伪科学著作出版了，而且大肆推销，而不征求专家的意见，或者征求了也不予重视。正是在这样一些情况下，一本书的出版开始带上一点欺骗的味道，因为公众越来越希望大出版社能摒除没有价值的书稿。书印出来这件事本身，就是向买书的人表明那里面有值得一读的东西。如果再把这本书描绘成为可与达尔文学说相比美的革命性新假说，那就是双重的欺骗。
人们可以看出，编辑人员必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