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诡事录》第34章

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白居易二十八岁，入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因诗赋才华横溢，一考即中。他被授予的第一个官职是秘书省校书郎，负责在皇家图书馆校对订正典籍。按仕途惯例，进士在朝廷干过一段时间后要到基层锻炼，白居易随后做了长安附近的周至县县尉。在周至的日子，白居易笔耕不辍，写出人生第一首杰作《长恨歌》，一夜之间名满长安。接下来，陆续做了翰林学士、左拾遗（谏官）、京兆府户曹参军（长安财政局长）、太子左善赞大夫（东宫太子的属官）。做左拾遗时，刚直方正，赢得了名声，也得罪了人。随后，就到了对诗人来说极为重要的元和十年（公元815年）。
这一年夏六月，藩镇李师道派遣刺客潜入长安，在力主削藩的铁腕宰相武元衡入朝途中将其刺杀。这是自古以来未有的事件。白居易怒发冲冠，第一个站出来向皇帝上疏，要求全力捕捉刺客。
在我们看来，不但没错，且忠烈可嘉。但官场的规则，白居易忘了；他做谏官时得罪过的人，白居易忘了。所以，有大臣站出来指责白居易：白担任太子左善赞大夫，是东宫太子属官，而宰相被刺后，上疏言事的应是朝廷谏官，白居易先于朝廷谏官上疏，破坏了朝廷规矩，也就是说越位了。就在这时候，还有人向白居易砸去更重的石头，这就是“不孝”的罪名，称白居易之母因看花落井而死，白在守孝时却写下与花、井有关的诗歌……
各种看着白居易别扭的人暂时团结在一起。这样一来，宪宗皇帝也骑虎难下，于是贬白居易为江州刺史。江州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在唐时非常重要，属中上等州，可以看作皇帝的照顾。但白居易刚出长安，时任中书舍人的王涯（死于“甘露之变”的那位宰相）落井下石，对皇帝说，不孝的人怎么能做一州刺史？宪宗只好追加了一道命令，再贬白居易为江州司马。
命运仿佛跟白居易开了个玩笑。他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即使先于谏官上疏，不合朝廷规矩，也罪不至此吧？后来我们看《唐律疏议》发现：这确实不构成罪名，何况上疏的背景是宰相被刺这样的特殊事件。他更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落井下石。一路行船，白居易陷入巨大的迷惘。还好，途中收到挚友元稹的书信，山水间孤立无援的白居易一时间热泪盈眶。
此时白居易诗名天下皆知，江州刺史对他非常照顾，所以白居易虽官为司马，但实际上是非常闲的。他常一人独上庐山，那里有著名的东林寺。白居易在山上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别墅。幽谷花树间，白居易访僧问道，流连忘返，“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但实际上，诗人仍意气难平，在与妻兄《与杨虞卿书》中，他这样写道：“（武元衡被刺后）皆曰：丞郎、给舍、谏官、御史尚未论请，而赞善大夫反忧国之甚也？仆闻此语，退而思之：赞善大夫诚贱冗耳！”
转年秋天的一个傍晚，白居易于江边送客，萧瑟秋风抚过，诗人感到一丝人生的寒冷。然后他就看到那传来凄美琵琶声的小船，《长恨歌》之外的另一首杰作《琵琶行》由此诞生。在这里，不想去说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而只想靠近诗人那一夜的心境。对他来说，那一夜即一生。而那一夜的心境，又可以用《琵琶行》中的两句说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这个夜晚，他这样的士人，与一个流浪的琵琶女，有什么不同？诗人另一种人生的大幕，似乎已经在江州悄悄拉开一角。
贬官前，白居易刚直激切，勇于言事，深得东汉士风；贬官后，趋向于独善其身，“世事从今口不言”。后来的白居易，在长安与外地的仕途间辗转，最终在东都洛阳做了闲官，跟裴度、刘禹锡诗酒相酬，野游夜宴，一心一意地实践着自己的“中隐”哲学。大隐隐于长安的朝廷，小隐于这个国家的山野，中隐则指的是做京城之外的闲官。
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的三月初三，在洛阳，白居易、裴度、刘禹锡等十五位名士，模仿东晋的兰亭雅会，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春宴。“河南尹李待价将禊于洛滨，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裴度）。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中书舍人郑居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
盛唐造就了李白，“安史之乱”成全了杜甫。但从士人心灵史的角度看，给后世影响最大的唐朝士人是白居易。他既是“中隐”概念的最初阐释者和实践者，又是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先驱。他按自己的意愿和方式度过了后半生。
但白居易仍有自己的底线，坚持着自己的人生意志。在中晚唐绵延四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没有投入哪一方阵营，哪怕他是“牛党”主力杨虞卿的妹夫，哪怕他常与牛僧孺唱和，哪怕他最亲密的朋友元稹站在了“李党”一边，哪怕始终厌恶他的李德裕把他的诗篇扔掉。当两党成员为扳倒对方而纷纷亲近专权的宦官时，白居易依旧不为所动地坚持着自己独立的人格。《新唐书》对他的最终评价是“完节自高”，这非常准确。
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白居易七十岁，以刑部尚书致仕，正式退休。白居易退休那一年，挚友刘禹锡离开了这个世界，密友元稹多年前就不在了。前几年，同居洛阳的老上级裴度也去世了。看不上自己的李德裕还在，唐武宗即位后深得信赖，回长安做了宰相。在他的铁腕治理下，不敢说回到盛唐时代，但跟宪宗时的“元和中兴”有些相似了。白居易在失落中有些欣慰，那些都是他曾经的梦啊。
朋友们一个个地离开这纷繁险恶的人间，是什么支撑白居易继续走下去？“栖心释梵，浪迹老庄”。
始于儒，中于道，终于释。
晚年的白居易，经常流连在洛阳的群山中。
看一下唐人康骈笔下晚年的白居易：“白尚书为少傅，分务洛师，情兴高逸，每有云泉胜境，靡不追游。常以诗酒为娱。因著《醉吟先生传》以叙。卢尚书简辞有别墅，近枕伊水，亭榭清峻。方冬，与群从子侄同游，倚栏眺玩嵩洛。俄而霰雪微下，情兴益高，因话廉察金陵，常记江南烟水，每见居人以叶舟浮泛，就食菰米鲈鱼。近来思之，如在心目。良久，忽见二人衣蓑笠，循岸而来，牵引水乡篷艇，船头覆青幕，中有白衣人，与衲僧偶坐。船后有小灶，安桐甑而炊，卯角仆烹鱼煮茗。溯流过于槛前，闻舟中吟啸方甚。卢抚掌惊叹，莫知谁氏。使人从而问之，乃曰：‘白傅与僧佛光，同自建春门往香山精舍。’其后每遇亲友，无不话之，以为高逸之情，莫能及矣。”
说的是，工部尚书卢简辞，在洛阳伊水边有别墅，此年冬天落雪之际，与家人登亭远眺，忽见清寒的水上，有小舟一艘，上有一人着白衣，与高僧闲坐，神姿高逸，或烹鱼煮茗，或吟诗长啸，舟过卢家别墅时，简辞叫人打问是谁，回禀道：是白居易先生，正往香山寺去。
卢简辞追羡良久，以后逢人就说所见的这一幕。这是现场目击者眼里晚年白居易的最真实写照。
作为一个佛教的接受者，白居易喜佛而不妄佛，只是把佛禅（包括老庄之道）作为自己心灵的补充，在这个过程中去获得庄、禅悠然自得之乐，从而开辟了两宋士大夫的心灵之路。中国士人的心灵步伐止于白居易。因为白之后的士人在心灵上没拿出更新的东西。至于被我们认为的士之完人苏轼，在内心轨迹上所追寻的也正是白居易之路。
白居易虽闲居洛阳，但在诗坛上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大，全面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诗人。无论帝国哪个阶层的人，出口都能背诵白居易的诗。作为一个诗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叫人高兴的呢？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此时武宗死，宣宗即位，还没改年号），七十五岁的白居易病逝于洛阳。朝廷赠尚书右仆射。诗人一去，唐朝诗坛空了半边。白居易作何想法？还好，为他写墓志铭的人叫李商隐。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是白居易的《问刘十九》，一首小令。可是，也许就在这短短的行间，包含了他一生的梦想、痛苦、欢愉和叹息。唐宣宗即位之初，有意起用闲居洛阳的白居易为宰相。但诏书还没发出去，白居易去世的消息就传来了。宣宗伤感不已，提笔写下《吊白居易》：“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