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第25章


压,逼迫他们和巴黎公社和谈,反而让银行家们有机会向凡尔赛汇去2 亿多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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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守着金饭碗挨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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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笔巨款,凡尔赛政府才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1万多残兵败将的基础上,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集结了11万大军向公社反扑。
正在这一关键时刻,为确保银行家的利益,罗斯柴尔德直接介入普法战争后凡尔赛政府和俾斯麦关于赔款的谈判。
“俾斯麦的大军开始休整了,但是国际银行家们更加忙碌了。高达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业务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垂涎三尺的巨额生意,如果收取1%的管理费用,仅此一项就是一个5000万法郎的天大馅饼!
在战争赔款数额上,法国梯也尔政府设想的是50亿法郎,但俾斯麦拿过一张纸片,飞快地写下60亿法郎!梯也尔像被狗咬了一口,一下子跳了起来。两人开始激烈争吵。
最后,梯也尔请出罗斯柴尔德出面圜转。当罗斯柴尔德出现时,俾斯麦将全部的怒?火发向罗斯柴尔德,在场的人全部惊呆了。罗斯柴尔德无动于衷,仍然坚 持50亿法郎是个‘可持续的赔偿数额’。发火归发火,罗斯柴尔德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不接受他的条件,就休想在欧洲市场上募集足够的战争赔 款。权衡利弊之后,俾斯麦只得接受罗斯柴尔德50亿法郎的报价。法国梯也尔政府搞不定的事,罗家一出面立刻摆平。”
有了钱,什么都好办!“铁血宰相”俾斯麦慷慨答应遣返数万名法军战俘和保持“中立”的配合,甚至包括凡尔赛军队穿过普鲁士的防线向巴黎进攻。
令人扼腕长叹的是,当凡尔赛政府、俾斯麦和国际银行家联合起来剿灭他们的共同敌人巴黎公社,试图夺回政权的时候,革命者们却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如何提高教师待遇这些琐碎的事情上。于是,悲剧就这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银行的威力源于它经?营的商品——货币,而中央银行的威力则源于它控制着货币的源头。控制一个经?济体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控制这个经?济体的货币;而要控制一个经?济体的货币,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创造货币的银行体系,特别是中央银行。
巴黎公社的教训表明,没有掌握经?济命脉的革命政权是何等地脆弱和不堪一击。而现代社会中,银行,特别是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对于一个政权 和一个经?济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明确指出,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要“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 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在巴黎公社失败半个世纪后,正是列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变成了现实,列宁对银行体系的认识与实践都是非常到位的,他指出,银行是“现代经?济生 活的中心,是整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现代的银行同商业(粮食以及其他一切商业)和工业如此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不 ‘插手’到银行,就绝对不能做出任何重大的、任何‘革命民主’的事情来。”
正是因为苏联牢牢控制了银行系统,才使得它奇迹般地度过了数不清的困难,竟然在短短15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落后的末流国家,变成了一个世界级的超级大国和共产世界的领袖。
从 1905年日俄战争以俄国惨败告终开始,俄国在列强中沦落为可怜的乞丐。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为建设苏维埃保存实 力,苏俄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与德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割让了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丧失了90%的煤炭、73%的铁矿石、54%的 工业以及33%的铁路,并向德国赔款60亿马克。紧接着就是苏俄持续多年的内战,局势直到1923年才逐渐稳定下来。苏联成立之后,经?济工作逐步进入正 轨,在国家控制下的银行系统立刻对经?济复苏和重工业崛起发挥了巨大威力。短短15年之后,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就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 一。当1939年,日军与苏军在诺门罕迎?头相撞时,在7平方公里的战场上,在数百米宽的正面,苏军坦克洪流遮天蔽日,炮声隆隆,日本关东军精锐损失殆 尽。在卫国战争时,强大的重工业生产能力保证了苏联向前方源源不断地供应军事装备,直到攻克柏林。
没有强大的金融力量,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工业和国防。
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
革命离不开钱,没有钱,革命寸步难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也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亲身体会到钱对革命,特别是对独立自主的革命的极端重要性。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是青年,一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而要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全国性有影响力的政党,缺乏经?费是万万不能的。在建党初 期,主要经?费来源仅仅是靠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教书、写文章挣来的稿费和其他一些人的捐献来维持,这显然绝非长久之计。因此,经?费问题成为建 党中的一个大问题,最后只能依靠共产国际的援助,才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各项工作。
最初,陈独秀,一介书生,意气十足,坚持中共要独立自主,不能受制于人,不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而听命于人。他多次拒绝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表示,以致“一大”以后,中共中央每月两三百元的经?费都难以筹措。
1921 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面临七八年的牢狱之灾。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了很多钱,费尽周折,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并请了著名的 法国律师出庭辩护,才顺利地将陈独秀营救出狱。回想连从监狱里自救的钱都拿不出,还怎么独立于人,陈独秀感慨地说:“现在的统治者们既这样无情地压迫我 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完全同意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附庸,他仅仅同意党的各部门可以以自己的名义 向共产国际申请经?费。这样,党的工作才得以迅速开展。
陈独秀之后,另一个想独立自主、大干一番的是李立三。
1930年蒋冯阎大战,李立三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在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全力配合中国革命,共产国际只是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出发点和归宿从来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他们要在中国寻找到能够与苏联结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压力,保 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政治局给他指示的第一条,即“我们在远东的总 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国革命。即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提供巨大帮助,推动了北伐革命 的有力发展,同样也是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需求。现在,突然间跳出个李立三,一口一个“暴动”,“指手划脚”地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从蒙古出 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要求苏联置自身安全于不顾,全力配合中国革命,真是令共产国际和苏共惊讶得目瞪口呆了。
“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
被停发了经?费的李立三,便只剩下台一途。”
最后,深刻理解当时中国社会情况的毛泽东,找到独立自主解决财源的方法,才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
毛泽东的思路就是建立“红色割据”。1928年,他提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他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 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它的发 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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