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我一辈子去忘记 by 柴静》第19章


ツ悄晡?0岁,正是人生观形成的时期,中西文化的差别使我能站在另一个立场看问题,用开放的态度接触人和事。我从不抱怨,欲望就这么大,生活给我的永远超过我想要的,这就很饱满。我跟我的演员说,现实世界里的纠纷,不要认为只发生在自己身上,别端起来。东华门摆小摊的,他只想把那碗粥卖出去,别以为全世界都该对现代舞感兴趣,太自私了。
“十几岁的时候我幻想做一个女人,有自己的舞团,舞蹈被世界认可。32岁的时候都实现了。现在我也幻想,幻想最舒服可心的爱情,踏踏实实地做想做的事。就是这样,站在地上幻想,准确饱满地生活。”
她喜欢水,变动不居。说话极跳跃,孩子式的百无禁忌,脱口而出的直觉的慧。说到遇见棘手而复杂的情况怎么处理时,一瞬间,她的声音变得蛊惑般地轻:“静下来,周围的人走来走去,你不要动。树梢在动,月光在动,你不要动。”她的身形微向前倾,在暗夜里凝止不动,双眼晶光闪烁。

“我不想创造风格,艺术需要新的不安分的因素,我把不断积累的经验归于创作。我妈问我:‘别人都苦思冥想,怎么不见你创作呢?’创作是在不断变化的生活里的,我在餐馆翻菜单的时候,跟一大堆人聊天偶尔走神的时候……随心所欲、顺其自然地创作。这个‘自然’,就是变化。我一直是个很好的话剧观众,认为自己不擅表演。直到有人来找我演话剧,我还觉得这是个玩笑,就跟他一起做游戏。可后来我发现我真的可以。我有那样的艺术感觉和表现能力。我还想演下去,演那些有争议的女人,张爱玲、江青、潘金莲。我跟刘晓庆说我俩演江青一定是不一样的,她会演‘野心’,我会从‘女人’的角度去演她的自我实现,演在复杂特定的历史环境里一个人的选择。
“在急速的变化面前要能静下来。早年我发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对自己说:‘再给我一点时间,看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明白了。做完手术之后,是回家的感觉,28年,兜了一大圈,回来了,穿上自己的衣服吧。”
她说:“我是个非常唯美的人。”她抱持的是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态度,却是结结实实。有元气而朴素的。说到北京的脏乱,我开玩笑地说:“在尘土飞扬中看出美感?”她笑了,说:“是的。”

“宇宙间最美的就是音乐和人体,哪怕你用手拍节奏,我也可以跳出非常美的舞蹈。不论高矮胖瘦,人脱光了站在那儿就是美。那是艺术最原始的本质的美。
“物质也是美的。有次玩心理测验,我写了‘无可奈何’,朋友说那是金钱和我的关系,它对我无可奈何,可是租剧场、服装都需要它。这就是游戏,看你怎么take。太不当回事,它会狠狠捉弄你一次;太当回事了,它会吞噬你。这就要求你很准确。和金钱保持适当距离也可以造成美感。
“在舞台上我是悲剧人物,悲剧是最有力量的,人物饱满紧张。生活也是,用悲剧作底子才能结实,然后从中看出美感。从国外回来之后,从前有些很丑陋的、不舒服的东西也能看出美。这是我个人的情绪状态不同了。坐在出租车上,迎面而来的三四百人全是愁容满面的。那是怎样一种集体的生活状态和精神气质!你和他们一样经历着这个时代,等到有一天,天、空气和阳光是另一个样子了,你再看看他们的脸,那是几代人换来的大地的笑容!”
她说:“哎呀你不知道我一谈恋爱就……”她张着手做梦游的样子,我乐不可支,她的脸在灯光里亮起来。对一个32岁的女人来说,这张清秀的脸像是在时间之外的。一瞬间,她又隐回重重叠叠的影子里去,幽幽地说:“刘晓庆说我在安静的时候是最美的。”我说:“哦,是吗?”心里忍不住微笑。

“我崇拜的人是将来的丈夫,不崇拜不会嫁给他,崇拜才有付出和爱。或许,成熟女人的崇拜是一种尊敬,对他的事业、生活态度、他的强、他的与众不同的尊敬。感情太脆弱,火花?性生活?几年就磨平了。我重视文化上的对位,精神上的沟通。并不是说这是最高境界,有人喜欢喝牛奶,有人喜欢白油漆的味道。每个人找准感觉,然后enjoy过程。
“我妈妈,姐姐,这两个人,是肯为我抛头颅、洒热血的。父亲?……男人对爱的认识可能在50岁以后更真实更准确,50岁以后,他选择的女人,对子女的爱,才是真正的开始。”
她的舞和人都有华丽的形式感,让人觉得刺激性的生疏。难怪为她拍照的摄影师一再说觉得她“恍惚”。其实她是罕见的没有一丝暧昧气息的人,“自由”、“饱满”、“变”、“美”和“爱”,这些在当下时代里常被认为是大而无当的词语,之于她,却有着居之不疑的意义。
张朝阳:不知道为什么而奋斗
一 
“很小的时候,我就在等待大事发生。”张朝阳说。
凯宾斯基的咖啡厅里,我们一人一杯清水,相对而坐。他的脸在明亮的灯光下异常清晰,在一个女性看来,这样的面容充满敏感的气息。
“很想受人注目,学画画,跟楼下的老师学二胡,理想是当解放军,自己做火炮枪。不过……大概10岁的时候,在爸妈的储藏室里发现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喜欢的是保尔和冬妮娅相遇的那一段,那时候就很小资情调了,”他笑,“冬妮娅有一种单纯自然的美。”
那一瞬间,我想起冬妮娅蓝色的眼睛和在风里奔跑时飞起来的衣角。
那是人生的清晨。

“小时候对长大成人也有恐惧。我看那些初中的大同学整天打架,书包里装着片刀,打架抡砖头。是的,跟路学长的电影一样。那时我一想,上初中我也要打架了,就非常恐惧。”
他只来得及打了一架,1978年来到了。
“那是科学的春天,又恢复了高考制度,杨振宁、陈景润是那个年代的偶像,所以,”他略带自嘲地轻笑,“我的理想是关在只有一盏小煤油灯的屋子里解数学题,一整天只吃一个冷馒头——当然,那个时候我的确喜欢物理,它对世界作出解释。” 
17岁,他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在那里度过了5年。 
“被伤着了。”他说,“学物理的人非常纯洁,所以竞争才格外残酷。不停地比,比谁的作业先完成,谁学习的时间最长……整个小社会只提供给你一种可能性,所以……我的成绩一直是前三名,可是得不到第一名时的感觉……就去游冬泳,那水真是刺骨……每天绕着圆明园跑五六公里……就是想证明我是可以的。”他摇摇头。 
“现在想想那是很自虐的。” 
22岁时,他考上李政道奖学金,“心里就松下来了,在清华最后一年我过着东游西荡的生活,我的任务完成了,证明自己了,那时候我什么都无所谓了,去不去美国……甚至,当时死了,也无所谓。” 我在惊讶中沉默了一会儿,问他:“青春期的浪漫和诗意还是有的吧?”
“有,想一想女生,”我们都笑了,“那时候我喜欢简·爱那样的女孩子,伶牙俐齿的,对世界能了解,很坚硬的那种——当然,也是因为清华的女生比较偏向这种气质。”
他仍保留着读小说的习惯,最喜爱的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和张承志的《北方的河》。曾骑自行车去看后者书中写过的永定河。可以想见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气息怎样浸淫了一个人孤独内省的年轻时代。 

“到美国之后,我变得非常反叛。”在麻省理工大学读物理学博士时,张朝阳开始恣意地、甚至有些放肆地享受他的青春。 
“我在银行里从没有存款,买车,而且一定是敞篷车,开车路过商店时要来个急停调头,进去买一副墨镜戴上。……穿衣服一定要穿POLO,甚至,”他眼光闪动,饱含笑意,“我梳过ponytail(马尾)。那时我希望过cool的生活”。 
1946年爱伦堡初到美国时已深深感慨过它的“倜傥不羁”和这种文化的感染力,人人概莫能外。 
“在决定经商之前,我早已放弃了诺贝尔物理学家的梦想,他们并不是那么受人注目的。你可能看一百万次电视才会看到一次杨振宁的面孔” ,所以他在1996年时听到华裔科学家崔琦获诺贝尔物理奖时“没有一丝震动”,他用手比画了一下。尽管那是他10年的梦想。“那个社会的传奇是另外一些人。” 
“所以当时我的梦想非常crazy,想当好莱坞明星。”他看了看我的表情,指指吧台,“布鲁斯·威利斯不过是调酒师出身,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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