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者》第17章

人性论是更具根本性的命题。而当阶级论被夸大到绝对时，必然引发对人权和人性的肆意践
踏。这是斯大林和毛泽东权力斗争的看家功夫。
我给先生打了电话，明确告诉先生我不同意他的结论，希望能有时间向先生面呈我的看
法。先生听后很高兴，说这个问题他自己也觉得没想透。他只是担心普遍人性会淹没具体的
社会阶层的利益，法国大革命中就出现过这种情况。用现在的话说，先生关注的是弱势群体
的利益。先生的苦心我是明白的，先生在文章中也指明它的立足点在于“我们应该参加劳动
人民的队伍，为‘大老粗’、‘土包子’讲几句公道话”。很快，我就去先生家向先生陈述
了我的看法。先生仔细听了，说劳动人民在争取自己的自由和利益时，普遍人性论就要让位
于阶级论。在这种情况下，阶级论比人性论更重要。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宣言是讲普遍人性
的，但大革命中看到的是各阶级代表在争自己的的利益。我说那也要对结论严格限制。先生
说他在文章中讲到法国大革命的史实也可算是一种限制。我强调阶级论的危险性，先生说他
知道阶级论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常被用作清除异己的工具，但阶级论本身是来自历史事实，不
能忽略。我显然不能完全说服先生，便举出周扬的遭遇为例，以证明人性论如何成为阶级论
的殉葬品。先生听后无语，长叹一声说，现在形势不好，连周扬都自身难保。六十年代先生
曾为了伦理学科的设置问题和周见过面，那时他颐指气使，神气得很。文革中他吃了大苦
头，看来是有所觉悟，想从阶级论返回人性论了。见先生谈及此，我便不再争辩。
八五年前后，先生曾要我读《尼克马可伦理学》。先生多次讲，读哲学一定要考虑伦理
学问题，道德哲学是极要紧的。我以往读亚里士多德多注重形而上学和政治学的问题，先生
认为是极大的缺失。其实先生很早就提醒过我，说《尼克马可伦理学》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
书。后世治伦理学的人所讨论的各种问题，在这书中都有论述。但我读研究生时忙于法兰克
福学派的思想梳理，竟一直未得空读亚里士多德，毕业之后才重回古典。读《尼克马可伦理
学》我用的是勒布古典本。不懂处问先生，他对该书极熟悉，谈起来如数家珍，问他问题，
总是随口解答，还常常告我某卷某节也谈到相关问题，可参阅。我在所里资料室查到先生论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长文，细细读了，收益颇多。但向他谈及，他却说这文章受当时大气候
影响，谈阶级论过甚，叫我还是直接从原文领悟为好。
二OO七年初，去国十七年后回京看望先生，在炒豆胡同老宅整理残简，竟然翻出一页
与先生的对话记录，纸已发黄变脆，似乎一捏就碎，重读这几行文字，回想往昔与先生对
坐，听先生解惑的情景，啊，那醉人的、一去不复返的时光！这页残简中记着如下对话：
问：求善难道没有现世意义吗？
答：亚氏以为幸福即是善的尘世报答。
问：但又何谓幸福呢？它难道不是一种心理感觉吗？
答：幸福当然是一种心理感觉，但是一种有伦理意义的心理感觉。
问：既然是心理感觉，那就无统一标准，而善在伦理学中是有特指的，此两者如何交汇？
答：那就需要确定幸福的含义，幸福的层次，一，心理上的愉悦、快乐，二，崇高感，三，
美感。亚氏的层次，一，动物性、植物，是基础，二，理性独为人类的特性，无理性即无道
德。
问：柏拉图的范型伦理，善的范型难道不是普适的善的理想标准吗？不是暗含抽象于尘世的
诸种行为的普遍范型吗？……
问答中断以后，是我手记的几段话，大约是先生后来所述：“为一无道之邦‘自豪’是
为大恶，因为自豪必是德行。自豪之人必备完美德行。”“最高幸福不是道德状态，而是智
慧的工作。直觉是最高机能，所觉皆崇高事物，故此得之乐为真乐”我的记录太简略，有些
句子由何而来似应有上下文才好理解，但当时每次对话都令我茅塞顿开。
八四年，先生自全国伦理学学会中退了下来，少了些虚头八脑的名义，也避开了那
群“马列主义老头老太太”，我为先生高兴。先生这种尊贵之人，与那些污七八糟的萎琐之
辈周旋委蛇，我想起都觉心痛。先生退下来之后，更常召我去家里，或谈音乐，或聊形势，
或论思想，或讲掌故。先生想谈的事极多，开口就停不下来。当时甘阳已经开始筹划他的丛
书，我见他挑的那些书好，便愿意助他一臂，上手帮他打点编委会杂务。为编委会的事常去
北大，每去必拜先生。先生对编委会的事情极关注，给以高度评价。甘阳曾想在编委会之上
设一个学术顾问委员会，请一些老先生为编委会的学术方向提提建议，名单上就有先生的大
名。此事商议过几次，甘阳却终未下决心实行。
十一
八九年底去国之后，难免要考虑在国外安身立命之道。心中所念也大多是政治问题。有
一年多的时间，所读之书竟全涉及英美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没有什么超越的思想向先生
汇报。那时家事国事天下事纠缠一身，心情颇劣，整天恍惚在《未完成交响乐》的氛围里，
给先生的信也少。倒是先生常有信来，多不长，询问我在国外的境况而已。先生体谅我的难
处，从不问我在干什么，只是鼓励我多看、多听、多想。先生对国内急剧左转的政治气氛很
担忧，也很无奈。九一年来信说他心情颇不舒畅，也想出国呆一段。年底突然接到他从印度
寄来的信，知先生去了印度桑地尼克坦的泰戈尔国际大学。泰戈尔曾希望“这所大学是印度
献给全人类精神财富的代表。它向四周奉献自己最优秀的文化成果，同时汲取他人最优秀的
精华，这是印度的职责”。先生在这里要盘桓一年左右，除了给学校开几次中国文化哲学讲
座之外，再无他事，正可以读书冥想。在这《吉檀迦利》的故乡，“如今正是时候了，该静
悄悄地同你面对面地坐下，在这寂静的横溢欲流的闲暇里，吟咏生命的献诗”。
不久就接到先生从印度寄来的文稿《人间野语》。先生劈头就问：“这个世界可爱吗？
你真的爱过它吗”？先生分析道：“在这个世界上，偏有一些人，不肯进步向上，他们不做
人事，偏做鬼事，……老百姓称之为魔鬼。即是魔鬼当然不认为这个世界是可爱的了”。先
生痛省到，“我们受这些魔鬼的欺骗够多了，够久了……，他们的权力让我们的天真丧失，
本性丧失，这还不算，甚至还要我们不能不同他们一起，在这个世界共同作阴暗的工作。我
们耗尽了心血，作了违心的事，有时对魔鬼还感谢不已。这真是人生最大的悲剧”。但先生
并不绝望。这世界终究是可爱的，因为有那样一些人，“他们仍然若隐若现的留存人间
——不，也许更象夜间的皓月，照耀着人间，不与热烈的阳光争胜，却静静地冷眼看世
界。人在烈日刺激下，总是不敢抬头看一看太阳，只能低着头看着太阳在地上的影子。但一
到夜间，推开窗户，或独立窗前，便可放开眼目看月亮，看星星了，这是面对面的欣赏，面
对面的倾吐，这是何等畅快呵！”
随后，在桑地尼克坦的绿树浓荫下，先生把眼光从天上皓月转向人间历史。这次他向伟
大的莎士比亚致敬，用哲人之笔撰写历史之剧。先生写就了三幕历史剧《秦镜高照》，反思
秦王朝兴之也速，亡之也速的历史。先生虽是从儒家的传统立场来看待秦亡原因的，但其着
眼点却是中国的现实。先生借子婴与宦官韩谈的对话来阐发国朝几十年不得安宁的原因。
韩谈：“我是觉得我们的国家，弄到今天这个样子，真是十分可悲的现象。统一前，天
天打仗，天天听杀死敌人多少的消息……，统一了，我们都以为天下安定了，谁知不久就感
觉战争似乎还在打。但是，它不是在关内或关外的战场上，而是在秦国原来的国土内，起
初，也许可说是在儒生范围内，被杀的人，也不过四、五百人，后来，扩展到同情儒生的人
也逃不掉……。这种杀的办法，定罪方式，弄得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吭一声。甚至还要闭起
眼睛，拍手称好。否则也是犯罪。这算是国泰民安吗？”
子婴：“你看，发生这情况的原因在哪里？”
韩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