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人与自我-第86章

尊严。
孟子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同“人”这一大写的字相比，与“富贵”、“贫贱”相连的“钱”字，与“威武”相连的“权”字，理应小写。明乎此，“角色自尊”，不言自明。
（夏中义）
第九章 直面苦难的勇气
梁漱溟的骨气
任华 驰方
本文选自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原题为《梁漱溟先生访问记》，有删节，现题为编者所加。
“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谈到文化大革命，梁漱溟先生说：“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来的，很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物质上受了点损失，也不是我一家一户，全中国的千家万户，都受到骚扰。我的女人吃了苦头，我还好，活了下来，历劫嘛！所有的字画、简版、图书都烧毁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当时，梁漱溟住在德胜门的积水潭小铜井一号，附近还有城墙。梁家正面叫豁口，不远处是“一二三中学”。最早来“造反”的，就是这所学校的红卫兵。梁老先生说：“都是一群孩子。”
1966年8月24日，这些红卫兵来敲门。梁老先生赶紧去开门，小将们蜂拥冲入。
不容分说，大家就动手：开箱、倒柜、翻抽屉、撕字画、砸古玩、烧图书……小铜井搞得不亦乐乎，梁氏三代的藏书、明清名家法绘、从戊戌维新到东西文化论战的名家手札等文物古籍，院子里烧了好几天。梁漱溟说：“这些东西，是我曾祖、祖父和父亲当了三代京官陆续购买的。有些珍本古籍，对我们用处不大。我向来反对附庸风雅，对名人书画也不感兴趣，如果真是‘革命’需要，那你们就处理吧。不过，我对这种处理方法是不同意的。最可惜的，是两部洋装书：《辞源》和《辞海》。这是我一个四川的学生借给我的，不能烧。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他们不听，硬把两部书丢进火海。因为布面精装，一时烧不着，就捞起来边撕边烧……当时我心里很不愉快，因为我将失信于学生，无法把原物归还原主了，这是我终生的一个遗憾。造我的‘反’，造我祖宗三代的‘反’，我都没有意见，为什么连我学生的两部普通书也不肯放过呢？……”
红卫兵的头领看到梁家正房装有电话，就说：“我们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整个院子我们都占领了！”于是，他们又七手八脚把梁家的日常用具丢了出来。红卫兵又把梁漱溟拉出去游街、批判斗争。
游斗回来，梁漱溟被关在小铜井南房的小屋中，不准自由行动。
老人被折腾了将近一个月。家也砸了，书也烧了，游街也游了，批斗也斗了，最后造反派拿来一叠白纸，“勒令”梁漱溟写“交代”，交代一生的“罪行”……
梁漱溟面对一叠白纸，思潮起伏，感慨万千。萦绕他的脑际的，是这样的信念：“书籍烧毁了，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从19随年9月21日开始，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南小屋，凭着记忆，73岁的梁漱溟动手写作《儒佛异同论》。　
白天，在狂热的噪音声中，他写作不辍；夜晚，在暗蚊的不断侵扰中，他依然写作不辍；红卫兵把他揪出去批斗，回来时满身大汗，家人拿毛巾替他擦汗，他回到南小屋继续写作。《儒佛异同论》进度每天一千多字，写了个把月，终于完篇，全文四万多字。意犹未尽，接着又动手写《东方学术概观》。
此时，黑云压城，从海上刮来了所谓“一月风暴”。他仰望云天，忧虑重重，深深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心。但是，他相信：“纵然是‘泰山颓、梁木坏、哲人萎’，我们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将千秋万代，与世永存！”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1973年10月4日，是夏历重阳节。梁漱溟在寂寥中度过了他的八十诞辰。同年　10月底，江青鼓动的“批林批孔”，捎带批判梁漱溟。江青在一次大会上还怒斥“梁漱溟何许人也”……
梁漱溟先生说：“那时，江青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目的另有所图，却又点了我的名。我被弄得稀里糊涂，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我听了文件，读了报，觉得都是一个调子，就是对孔子全盘否定，把林彪的罪恶归罪于孔孟之道。当时我只能‘腹非’，不能‘明言’，因为这又是一场政治运动，我不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决定保持沉默。”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政治压力逼得他非开口不可，而一开口，便引起了一场新的风波。
梁漱溟沉默了一个多月，但会上会下逼他一定要表态。君子坦荡荡，无所畏惧，他就在同年12月14日的会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他说：“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可说。这里是政协学习会，‘政’是政治，必须以当前政治为重；‘协’是协商协调，必须把一些不尽相同的思想、意见求得协调若一。我们来自四面八方，要协调就要求同存异。……我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准备专门写篇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怕有碍于当前的运动。我的苦衷是：我很不同意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而我的亲属和友人都力劝我不要说话……”年过八旬的梁漱溟当然清楚，此时此地，他再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在某些与会者的软硬兼施下，他连“不能公开”的堑壕也告陷落。在无路可退的情势下，只好公开见解。
1974年2月24日和25日，81岁高龄的梁漱溟衣冠整洁，拿着皮包，就像当年在北京大学开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样，斯斯文文地走进了“政协会议室”。他打开皮包，取出里面的讲稿、参考书和笔记本，整齐地摆在会议室的茶几上，庄严地站起来，和课堂上的教师一样，就“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为题，有声有色地讲了两个半天。消息传开，轰动丁北京。
梁漱溟说：“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我们，是指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评价孔子，就是在今天回头去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好是坏，是大是小，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评量。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操在我们手里，由我们来判断！我们写文章、下判断，就要负责，要多考虑，而不要不负责，考虑太少，因而抬高了他或贬低了他。这于孔子倒无损，于我们则不好，没有尽到责任。”整个讲话分“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伦理情谊”、“社会家庭化国家天下化”、“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孔子反独断的理性主义”、“传统文化消极失败的一面”、“中西文化之长短得失”、“汗明无执与仁厚有容”、“何以欧洲分裂而中国浑融”等十段。
梁漱溟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然后肯定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他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孔子是接受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他生活在前二千五百年和后二千五百年的中间，他本人是承前启后的。”他明确表示：“我的观点，是与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同的。”这就是对江青之流全盘否定孔子的答复。
针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编的所谓《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文件”，梁漱溟说：“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盂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他公开表示：“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梁漱溟这番言论的后果，便是由“批林批孔”发展到“批梁”。从1974年3月至9月，“批判梁漱溟”的运动搞了整整7个月，大小批判会开了100余次，赠予他的新帽子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和“孔盂之道的卫道士”。
在3月11日的会议上，他表示“我不再申说，静听就是了”。从此以后，历时半年，每会必到，态度是：沉默！
“批梁”运动打算9月底告一段落。作为结束前的高潮，政协开了次总结性的集中批梁大会，批判会的主持人奉命一再追问梁漱溟对批判的感想。梁漱溟在9月23日的座谈会上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11月18日，梁漱溟还写了《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的事情述略》，再次重申了“不可夺志”的明确立场。
有人要梁漱溟对这两句话做出解释。梁漱溟在会议上侃侃而谈：
“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得势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