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人与自我-第93章

远不及马丁？路德。
高尚勇敢的人绝不会忍辱偷生。据说，保皇主义者厄尔？斯特拉福德昂然走向塔山的断头台时，其坚定的步伐和坚定的态度就像一位将军率领一支军队去夺取胜利时的态度一样，绝不像一个被宣判并被执行死刑的犯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举止。同样，英国的约翰？埃利奥特先生也在同一地点英勇就义。在英勇就义前，埃利奥特先生说：“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能玷污我的良心。我把纯洁的良心看得重于世上的一切。”埃利奥特最牵肠挂肚的便是他的妻子，他不得不弃她而去。当他看到妻子正透过塔楼的窗户朝下看他时，他立刻从马车上站起来，挥舞着他的礼帽，朝妻子喊道：“亲爱的，我要去天堂！——去天堂！——而把你留在地狱！”当他继续行进时，人群中有一个人大喊道：“这是你曾坐过的最光荣的座位。”他回答说：“的确如此，你说得对。”显然，他分外高兴。⑤
虽然成功是对那些辛勤耕耘、不懈奋斗之人士的酬劳，但是，这些人士却经常在看不到任何成功希望的情况下仍然不懈奋斗。其时，他们必定是靠其勇气而生活——也许是在生命的黑夜播下奋斗的种子，怀着美好的憧憬，希冀将来有朝一日，他们播下的种子能生根，发芽，根深叶茂，硕果累累。那些最崇高的事业必定是屡遭失败之后才到达胜利的彼岸的，许多奋斗者在到达胜利彼岸之前就死于狂风巨浪之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不应该根据他们是否成功来衡量，而应该根据其所遭遇的艰难险阻，根据他们坚持不懈地与困难作斗争的勇气来衡量。
①培根自己写道：“我宁愿信仰传说中的信念、犹大教法典和《古兰经》，也不愿信仰这一没有思想的空架子。”
②奥布里在其《威尔郡的自然历史》中间接提到了哈维。他说：“他亲口告诉我，自从出版了那本书以后，他的医疗业务就锐减。”——原注
③伦敦塔：英国皇家要塞，曾长期被用做国家监狱。
④奥格斯堡：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城市。
⑤在就义前，埃利奥特说：“死只不过是一个词儿，但赴死却是一项伟大的工作。”他在就义前写就的《狱中随想》中写道：“他并不害怕死亡，他什么也不怕……有生的时光，也有死的时刻。死得其所远比忍辱偷生强。聪明的人惟有在认识到生比死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时候才会顽强地活下来，并非总是寿命越长越好。”——原注
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
——怀念顾准先生（顾准日记序言）
吴敬琏
（1930 ）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本文原载《读书》，1995（5）
顾准是我的老师和挚友。重读他的遗文。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不但在河南息县明港劳改队中和他同窗共读的情景历历如在日前，而且觉得他好像仍然活着，正在和我们一起探讨中国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地发表议论。
我曾经有两次和顾准密切相处的机会。第一次是１９５６年。那时我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财政组从事企业财务的研究，当时顾准是　我的领导。第二次是从１９６３年他重回经济所到１９７４年１２月他因病辞世。特别是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７２年期间，我们两人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五七干校”同为已被定罪的“反革命分子”，在“隔离室”里朝夕相处。我们利用不准参加“革命群众活动”的机会和顾准通过巧妙斗争取得的阅读中外书籍的权利，怀着“为什么我们追求革命理想，千百万人为之奋斗牺牲，得到的却是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这样一个当时使我们深感困惑的问题，认真研究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的历史，探索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顾准对我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导致了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因此，我是从他受益极多的。现在我主要不是表达个人对他的怀念和感激，而是讨论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他的思想和事业对我们的改革和改革的参加者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顾准是一个才华横溢、具有鲜明个性的奇人。和他有过接触或读过他文章的人，对于他作为学者的渊博学识和犀利言辞都会有极为深刻的印象。然而这些都还只能说是顾准的外部特征。如果要说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顾准的内在特征，我想是在于他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言人所未言。这些问题，例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希腊罗马那样，发展起作为欧洲文明滥觞的城邦和共和制度，而是形成了几乎牢不可破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什么是“史官文化”的本质以及应当怎样对待“史官文化”；在革命胜利以前生气蓬勃的革命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庸俗的教条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取得真正的进步；社会主义是不是注定了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而不能让市场价格自发波动来调节生产等等，都是长期聚讼纷纭，人们莫知所从的。顾准都一一作出了自己的解答。他的见解往往惊世骇俗，却又有理有据，使人不能不信服。正如王元化为顾准的（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一书所作的（序言）所说：“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这种充盈于他的著作中的真知灼见，无疑来自他不畏艰险、放言无惮的科学批判精神和艰苦卓绝、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问题在于，是什么力量支持顾准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勇往直前，坚持对历史轨迹和人类未来进行无畏的探索。在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的淫威下，一般老百姓议论尚且有身陷囹圄甚至惨遭杀身之祸的危险，顾准是一个戴过两次右派帽子的“反革命分子”，由他来探讨“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即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的政治经济发展问题，是冒着多么大的风险，需要什么样的勇气啊！而且当时顾准的生活环境是十分艰难的，缺乏研究和写作的起码条件。早在１９６９年在河南息县的时候，他已经痰中带血，除了参加劳动外，还得应付没完没了的“交待”和“批斗”，有了一点时间，他就抓紧读书，认真思考问题。１９７２年回到北京后，病况加剧，可是他却索性以北京图书馆为家，争分夺秒地查找资料，做卡片，写笔记，成就了《希腊城邦制度》等数十万言的论著。显然，只有对人民怀着炽烈的爱心的人，才能像顾准那样，如同一支行将燃尽的蜡烛，以自身的毁灭为代价，力求给世界以更多的一点光和热。
只从表面上观察顾准，会觉得顾准是一个极端冷静的人，因而能够完全客观地对待一切人和事，或者如他自己所说的，冷峻得像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也有人说，顾准的特点是“恃才傲物，日空一切”。的确，顾准只服从真理，不管在感情上多么难舍难分，只要不符合“真”、“善”的标准，他都义无反顾地加以舍弃；不管是有多大权势的显贵，只要是有悖于真理，他都理直气壮地加以反对。例如，由于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曾经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出生入死，因而对于革命怀有深厚的情感，始终认为革命“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当他发现自己曾经拳拳服膺的某些信念包含着谬误的时候，往往陷入极度的痛苦。但是当他发现革命理论的失误和革命队伍中的种种丑恶现象，总是毫不容情加以揭露和批判。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念念不忘中华民族的振兴，热烈期待着“我们自己的‘神武景气’的到来”。然而他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阴暗方面，如唯政治权威之命是从的“史官文化”，鼓吹愚民政策和无为政治的“黄老风格”，他都义愤填膺地加以声讨批判。他是一位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但是，对于被看做民主制度的极致的直接民主制，他却斩钉截铁断言它只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对于大国是不可行的，而且不可避免地在亚历山大征服后的希腊化世界中与东方专制主义相结合，或者在雅各宾专政后继之以拿破仑独裁。
然而只在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这个冷峻孤傲外观下面，有着一颗充满爱心和柔情的内心世界。
人们也许认为，顾准之所以能够这样无所顾忌地探求真理，是因为他在经历了种种人世沧桑之后；已经变得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