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脸》第53章

二○○一年三月　
第三章
随园食事及其它（1）
建筑风格颇具几分欧化的小仓山房座落在南京清凉山麓。采用大面积的彩色玻璃作主要采光材料，这在十八世纪的中国极为罕见。作为大名鼎鼎的随园的主体结构，如果不是太平天国后期为战乱与兵火所毁，它的建筑历史迄今应该已有二百五十余年。七十年代中期在南京五台山体育中心观看夏季中朝篮球友谊赛的兴高采烈的市民，当然不会想到他们的木屐与劣质塑料凉鞋下面曾是一个时代文学乃至政治的中心。同样，假如你是一名外省旅客，同一时期到南京出差，沿着广州路往上海路方向走，你会在路旁某幢旧宅的墙上看到一块标有“随园”二字的铁皮牌子，但这仅仅作为街道的命名，并不表示有珍秘的遗迹可供凭吊与赏玩。而路南边位于百步坡至永庆寺一带，当年曾是随园南山的著名景点天风阁与柏亭，现在除了粗暴地写在永庆寺大门额顶的“明亮油漆合作社”七个大字，书法依稀尚有几分随园味道（这一点很有意思）外，你同样什么也别想看到。但如果你是刚巧是古典文学爱好者，又一向对此间主人心怀仰慕，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工作就是：将上述地名再加上宁海路与红土桥，在纸上用线条细心把它们连接起来，就意味着你对这座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别墅的地貌与规模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　
无论在今天的图书馆或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随园以及它的主人袁枚都应该不是完全陌生的名字，但有关他形象的定位却一直勉乎其难。当然，对大多数读过他的《随园诗话》以及杰出散文《祭妹文》《黄生借书说》等的读者来说，首先他应当是一个有着简洁、生动的文风的作家，但这并不影响历代的风流才子对他鉴赏女人眼力以及不菲艳福的真心钦佩，同性恋者与官场失意者也引他为知音，知识经济时代的知本家则将他看成是他们这一行的弄钱好手。此外，旅行家，财会人员，室内工程师，时尚消费者以及其它杂七杂八的行业，估计在他那儿也都能找到精神上理论上的有力支持。最后当然还要加上烹饪界那些食古不化的怀旧主义者，他们对他一生的不俗口福和独到的美食心得推崇备至。他是那样喜爱精美的膳食以至专门为此撰写了一部两百来页的作品。这本取名《随园食单》的专著记录了他一生饮馔上的体验与技艺，其品位之高雅，见闻之广博，当世几无出其右者。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它于公元一七九二年刊行问世，这以前的那些讨论饮食的著述如《山家清供》《闲情偶寄·饮馔部》等，立即退避三舍──仿佛灯烛之火为强光所掩──尽管作者的本意还远不止于此。　
袁枚购置随园作为自己的人生舞台时年仅三十三岁，当时他在隶属南京的江宁县担任知县，正好是在他一生中的一个得力人物──时任两江总督的满洲人尹继善的荫庇之下。由于才能和政声，加上与上司非同寻常的师生关系，从而使得他在官场上如鱼得水，任期未满一年即被推荐出任高邮州知州。但这一破格擢升在报请吏部核准时遭到了斥责与拒绝。仅仅因为吃不到那里名闻天下的野禽与咸鸭蛋，虽然也有可能让一个人萌生退志，但道理上总有些说不周全。比较接近真相的解释应该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官场礼仪与个人生活习惯之间的扞格与矛盾。怎么说呢？比如你总不能让一个所谓民之父母者对山水的投契重于农桑，或者对碑帖的兴趣远胜吏牍吧！另外，对个人惊世才华中文学与山林属性的深刻自我了解，也在促成他作出辞官这一大胆决定时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总之，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的这位在仕途上本来应该有着远大前程的年轻人的身份，突然一下子就从一个堂堂七品知县老爷，变成了优游林下的山人隐士。由于买的是前人的废园，加上处地略偏，当时只用了大约三百两银子，但扩充它重建它的花费又何止十倍！只要读一读他后来为此撰写的情文并茂的系列散文《随园六记》，就可以发现这简直是一个缜密而宏伟的人文规划下
的产物。其中既有对中国历代园林精华的广采博取，又借鉴了从意大利传教士那里好不容易获取的文艺复兴后期西方建筑的某些样式，更有对自己家乡杭州的著名景物如西湖、断桥、南北峰、苏堤白堤等的移植与复制。如此的洋洋大观再加上园内书仓庋藏的三十万卷图书，以及“器用则檀梨文梓，雕漆鹄金，玩物则晋帖唐碑，商彝夏鼎，图书则青田黄冻，名手雕镌，端砚则蕉叶青花，兼多古款，为大江南北富贵人家所未有”这样的广告式自我宣传，（参见《随园遗嘱》里的有关自述）自然使它自建成之日起就被目为清代园林艺术的惊世之作，无论达官贵人或平头百姓都以有机会一游为幸。好在这里的主人偏偏又是个喜欢热闹，又具有开放思想的家伙，于是一个革命性的人物形象出现在当时瓢饮簟食、皓首穷经的江浙作家群中。“开筵宴客，排日延宾，酒赋琴歌，殆无虚日，其极一时裙屐之盛者”。“山上遍种牡丹，花时如一座绣锦屏风，天然照耀，夜则插烛千百枝，以供赏玩。先生排日延宾，通宵宴客”。一直弄到“几有应接不暇之势”为止。仿佛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隐士，而是一位迪斯尼乐园，或中华锦绣风情园的业务经理。　
随园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周边不设围墙，这无论在当初或今天都称得上是惊世骇俗。想想看，几万身家的私产，数百人口的性命，就这么大大咧咧的如同现代城市里的广场或街心公园那样坦露着，甚至连夜不闭户也谈不上，因为根本就无户可闭。将安全的基础全都寄托在小偷的怜悯和可能具有的人道主义精神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蒙贼哀怜而已”。山势逶迤、修筑困难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有人把这归结于主人的开明作风，但我总觉得事情可能不会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像他在创作上以“性情”二字号令天下，痛诋考据，反对格律，批判复古等偏激观点，也不能被简单认为是普通的文学思想之争一样。一个在文艺坫坛上如项羽那样打算逐鹿中原、问鼎天下的家伙，这是我自十七岁读《小仓山房全集》以来所一直固有的印象。要知道我们在这里谈论的这个人毕竟是连苏东坡和陆放翁都不放在眼里的，至于本朝的同辈或前辈那就更不在话下。“一代宗师才力薄，望溪文章阮亭诗”，这就是他广为人所非议的对清初两个最有才华的作家方苞和王渔洋的评价。在文学的国度里他也许一直就是这样隐隐以君王自许的吧？我总爱这样询问自己，而答案是肯定的。因此，据统计每年总数约达十余万人的游客每逢春秋佳日从城内及郊县喜
气洋洋涌上山来，那种扶老携幼，流连忘返，士女如云的吉祥瑞庆场面，与其说出自主人的好客和平易近人，不如理解成精神上某种自诩的与民同乐更恰当一些吧！我们可以想像，在那些风和日丽的正午或黄昏，当他站在园中主楼冬燠夏凉室明亮宽大的阳台上，在十二侍妾与三十多位年貌如花的女弟子的簇拥伺候中，手持籐杖，眼戴西洋进口的金质眼镜，手抚新染的齐胸长须，慈和，宽仁，居高临下地观赏下面这国泰民安的景象，内心很有可能将自己错认为是长安曲江春日的唐明皇或开封城里元宵赏灯的道君皇帝什么的。如果有谁对这一假设感到惊讶，或心存疑惑，那么园中主要景点柳谷正中高悬的那副对联“不作公卿，非无福命都缘懒；难成仙佛，为读诗书又恋花”至少可以为我们透露出一些这方面的信息，何况这对联还出自他的自撰。　
一个世俗生活的热爱者，同时也是一个在政界又十分想出风头的家伙。很多资料表明，退职赋闲只是袁枚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一种策略与手段。事实上这以后他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兴趣非但没有半点减少，反而更为积极与热衷。这方面既有《小仓山房尺牍》中大量的与当时朝中权要的往来书信为证，也有他与江南官场位居要津者的称兄道弟，长年厮混应酬的实际生活状况可供援引。不管袁枚本人是否承认，他在随园这一个人生活舞台上实际扮演的一直是明代的陈眉公，王百谷那样的山中宰相角色。我们可以看到，大批的外省赴任官员无不来此讨教做官的诀窍，顺便进献一点儿礼物。而当朝大员外放路过南京也时常对这里进行礼节性的拜访，因为这样做既可满足自己附庸风雅的虚荣心，博取礼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