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脸》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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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清朝的李白（1）
在采石矶太白楼头把酒看栏外的长江依稀是一派典型的盛唐诗歌景象：开阔的视野，雄壮的气韵，平稳而有内在节奏的流动速度，而这三样东西正是构成一个杰出艺术品所不可或缺的部件。尽管长江沿岸赏心悦目的登临处不少，但采石矶的江山如画在文化上的位置一向得天独厚。诗人李白当年选择这儿跳下去从而结束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至今他的躯体与思想尚安睡在距此不远的一抔寂寞黄土之中。尤其是在暮雨潇潇的残春或深秋的黄昏，惊涛在故垒西边拍击出苏东坡词中那种铁绰铜琵的声音，而江心的点点帆叶仿佛被历史的大风拂乱的正史或野史的残篇断章——讲述时间与沧桑——既深沉又凝重。在这样的时刻如果你刚巧有兴致在那里凭栏怀古，你会觉得卷起千堆雪的浪花与你的思想形体是如此相象，而浩荡的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江水此刻则仿佛正从你的胸中流过。　
公元一七七一年，几乎出于同样的偶然因素，一大帮文人雅士在这里的一次浪漫集会，至今尚被认为是安徽文化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之一。在那一年春天的上已佳日，洪稚存、黄仲则、孙星衍，还有汪容甫和杨荔裳，这些清代文学史和学术史上名头响当当的人物，在时任安徽学政——文化教育厅长——朱筠的发起下，假座太白楼头举办规模浩大的诗酒文会。由于与会者的长长名单不仅囊括了该省的名士宿儒，更有正好来当涂参加当年春季会试的全省各州县的青年才俊，其盛况空前的情景应该不难想象。有关这次诗会的详尽情况以及天才诗人黄仲则如何技压群雄，一举成名，以至被誉为“清朝的李白”的整个出镜经过，在后来现代作家郁达夫的著名小说《采石矶》里应该有着生动的叙述。其中学政大人磨墨、侍从摊轴等明显模仿李白当年初入皇廷派头的细节恐怕出自郁的自撰，至少在记录此事的文献中很难查到明确出处。不过黄的《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一诗在与会群贤中引起的轰动以及诗坛权威人士的酷评却全然有史可稽。无论黄后来的座师王昶的《黄仲则墓志铭》，还是乾隆名士吴兰修的《黄仲则小传》等均不吝笔墨描写了他当时“年最少，著白袷立楼前，顷刻数百言，遍视坐客，客为之辍笔”，和朱笥河学政见诗后惊叹“黄
君真神仙中人也”等出风头场面。何况那时他的年龄才二十三岁，与他的同学兼良友洪稚存同在朱的官署中担任秘书工作。因性情落落寡合加上恃才傲物的才子恶习，以至与衙门里的同事时常搞得关系紧张。每逢这种关键时刻，作为他一生利益自始至终的主动维护者，洪的厚道、谦恭在大多情况下总是起到了某种调停与缓冲的作用。有关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着重提到。　
黄清代中期“乾隆六十年来第一人”的盛名，与他一生贫病潦倒的身世所形成的那种触目惊心的对比，一直是令后世文人唏嘘感慨，为之痛心疾首的一件恨事。这大约也是自感怀才不遇的郁达夫情有独钟的更为内在的原因。郭沫若当年也说郁写《采石矶》纯属某种“夫子自道”。就一般而论，让一个天才诗人同时又是交际大师和弄钱好手当然所望过奢，这不仅因为艺术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两回事情，更要命的是才华的拥有者在通常情况下都会据此向社会索取某种报偿——比如说，官职或财富，或者两者都要。但假设有人能从更高的境界——社会普通一员的角度——来认识自己，并尽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保持谦逊与低调，想象中应该还是可以做到的。而黄乐于扮演的正是自屈原、杨修、嵇康，到李白、徐渭的那种恃才倨傲、愤世佯狂的夸张角色。一个让人永远无法回避的参照物是他的朋友洪稚存。同样的出身低贱，同样的才华横溢而屡试不第，但两人在世俗形象的定位上却大相径庭。洪谨小慎微，修身养性，待人温良礼让，在遭受多次功名失败后勤学不倦，终于以庚戌科榜眼的风光一举成名，官居翰林院编修，一度还担任过皇子的老师。嘉庆初年由于犯颜直谏流放伊犁，后以皇帝公开下罪己诏承认错误的结局赐还复职，从而成为清史上受人敬
仰的名臣和经学大师。黄则自怨自艾，疏狂放浪，坚持以“遗弃”和“蔑视”的方式处理个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尽管一生中不乏文坛名公和朝中大佬的推许与赏识，包括对其作品的揄扬以及经济上的资助，却始终深溺在诗酒放纵与牢骚不平的名士怪圈里无力自拔。由于两人的过命交情一直被认为是清代历史上的经典与佳话，如此殊异而又耐人寻味的文本，简直让人无法不对隐藏在这背后的某些有意思的东西深感兴趣。同时，在同时代人的赠诗里，黄的杰出诗才又曾有太阳之誉。假设这个比喻成立，我想我们是否有理由将他后来的不幸结局看成是两种物理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外力的挤压与内部黑子的爆炸——但愿我持这样的苛论不至于惊扰已在地下沉睡两百一十八年之久的古人。　
如果将场景从太白楼头的诗酒狂欢移到五百公里外江阴小城的旅舍孤灯，而且时光也同时往前倒溯五年，那时黄作为科举场上又一跃跃欲试者正在当地一家廉价客栈里发狠苦读。三更灯火五更鸡，废寝忘食，卧薪尝胆，怎么形容也不过份。因为这毕竟是那个时代有志之士实现生平理想最原始的途径，尤其对黄这样出身贫寒的市民阶层子弟来说更是如此。此前他已顺利通过县里的童子试，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得到常州知府潘君恂、武进知县王祖肃的器重与嘉奖。当然，这样的荣誉对几年后扬名天下，朝中名公贵戚争相结纳的黄来说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但当时也确实令这位十七岁的少年新进很得意了一阵子。黄的计划是以同样的成绩通过郡试，正式取得庠生资格，那么日后的青云直上、仕途通达似乎也就有了一个良好而坚实的起点。以黄当时“慕与交者，争就趋君，君或上视不顾”的倨傲与自恃，这样的打算当然不至于被认为是什么奢望。有意思的是，他与后来成为他一生至交的洪就相识于如上的一次夜间长读——在某日夜间灯火昏昏、书声朗朗之际出于好奇相互循声寻访。相同的身世、家境、幼年丧父以及对文学的狂热爱好，很快令两位素昧平生的贫民知识分子一见如故，并从此相依为命。当时黄因家庭反对尚未习诗，洪行前偶然塞
在行囊里的一册汉魏乐府不免令他大开眼界，于是复习功课之余两人竞相仿作。仅仅几个月时间，洪就坦然承认黄作无论诗艺及意境均已在自己之上。这是一个信号，也是本文的一个关键。在此后两人长达一生的友情关系中，我们将发现洪一直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尽管他的年龄较黄要大上四岁，却令人奇怪地甘愿对黄惟命是从，这与一个世纪后兰波与魏尔伦在伦敦的那段交往多少有些相似。唯一可能的解释只能是黄的天才和傲慢对他的神奇的征服力。这也就是说，令洪俯首称臣的并非黄的精神人格，而是艺术上的天赋与高度。了解这一点相信对我们认识两人一生的过命交情至关重要。　
次年初春他们再度聚首，形影不离，不过地点已换在了由地方名士、经学家邵齐焘主持的常州龙城书院。作为一名资深学者和从前的翰林院编修，邵退隐以后一直热心于讲经授道，以培养和举荐地方才俊为己任，其身份地位略相当于现在地市一级的文联主席。而洪与黄的勃勃才气和风雅吐属也很快令他们在众多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邵在公开场合乐于向他人主动言及，并引以为傲的一个不倦话题。邵同时也是第一个发现在黄的天才光芒里潜伏着某种危险阴影的人。在他现存与黄酬答的七首诗中，几乎都暗蕴指谬摘疵之旨。细玩词意似可明显看出，当时的黄极欲以诗词动公卿，扬名立万，事业上走的是李白当年那样的偏锋一路。这不免令一向主张以文学作修身养性之用的邵深感忧虑。从《劝学一首赠黄生汉镛》里“得失亦区区，何时成忿怒”的苦心劝解到《和汉镛对境行》中“轻狂慎戒少年行，沈静更于养病宜”的直陈其非，一个语重心长的前辈形象跃然纸上。以黄的孤傲与大牌脾气，这样直言不讳的批评恐怕很难听得进去。此后他的身影于是频频出现在祖国的大好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