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夕之间》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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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坤脸上这才好过些,笑道:“关书记这么认真,我也不好说什么了。有你这样实在的好领导,我们公安也好搞了。” 
李大坤再客气几句,挥挥手走了。 
陶陶辅导完了儿子通通,出来给关隐达倒水洗脸泡脚。关隐达正泡着脚,猛然想起要给朱克俭挂个电话。刚才随便同李大坤提到要他们研究一下工作方法的事,说不定老李明天一早就会同老朱说的。这一来就不对头了。他一般只能给下面的一把手直接下达指示,不然一把手会有看法的。照说李大坤要是有头脑的话,就不该自己向老朱去转达他的指示。但看样子李大坤还没这个心计,他只怕还会拿这事到老朱面前去炫耀,表明他在关书记这里得宠了。 
关隐达让陶陶递过电话,挂了过去。接电话的是朱克俭的老婆,说老朱还没回来。 
临睡前,关隐达再挂了朱克俭家电话,老朱老婆也不问问是谁,很生气的样子,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哕嗦?讲没回来没回来。”还不等他再开言,那边砰地放了电话。 
关隐达放下电话,忍不住摇头而笑。陶陶问他笑什么,他说:“公安局朱局长的老婆好贤惠哩。” 
这么一天下来,真有些累人,关隐达上床不久,就蠓咙入睡。却模模糊糊想到了那张明信片,他猛地清醒了。他同夫人的感情一直很深,可是年深月久,他又越来越想念那位远在北方的女人。其实他同肖荃同学时,只是常在一起玩,两人从未说破过什么。倒是别的同学总以为他们俩是那么一回事。毕业后天各一方,也常通信,但只是愉快地交流些与感情无关的事情。后来,他同地委书记陶凡的女儿结了婚。他向她发了喜帖,但她没来,也没有任何消息给他。当时他想到过自己也许伤害了一个女人。但那时候,他新婚燕尔,官运正旺,也不把这事太放在心上。他不到三十岁,在一个县里任副书记,眼看就要接县长,过几年又是县委书记。成天都有许多的事要干,也无暇顾及儿女情长的事。人一现实,便觉得感情上的事太浪漫,是小孩子们玩的把戏,倒有些好笑了。两人从此音讯隔绝。不到几年,陶凡退了下来,张兆林接地委书记,关隐达开始在县委副书记的位置上兜圈子了。他岳母曾感叹说,他是成也陶凡,败也陶凡。他有一段心情很灰,便又想起了肖荃。这时他才发现,他同肖荃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而同陶陶却不可以。他便怀疑自己是不是深深地爱着这个女人?他不想存有这么危险的念头,便想这也许就是妻子与朋友的区别吧。但他的确想知道她的消息。她现在怎么样了?她成家了吗?但却不知I她的下落了。后来偶尔在报纸上看到她的一篇散文,写的是想‘念一位失去联系的朋友。他连读了几遍,他熟悉她的文笔,更熟悉她写的那桩桩往事,而她的那位朋友就是他!他相信这个肖荃就是他这几年常常想起的那个肖荃。“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她的文章在对故人的思念和寻觅中戛然而止。关隐达几乎要落下泪来。他一定要找到她!后来,经过了许多周折,才找到了她。原来她已随丈夫远去北国了。 
人在深夜,意念常常是夸张的。他对肖荃的想念便春草一般疯长起来。 
(三十三) 
一连两天开县级领导联席会,也就没时间找朱克俭。他想李大坤也是五十来岁的人了,该懂得怎么处理同事关系,不会神里神经去老朱那里显示他同县委副书记的关系的。他这么侥幸地想想,也就不急于找朱克俭了。 
四家领导,加上顾问、调研员坐在一起足有五十多人,还有列席的有关县直单位负责人,满满塞了一屋子。主要研究明年的经济工作,重点是几个大项目。发言起来,谁都认为自己要说几句,不然显得没水平。可一个事儿说来说去就是那么个理儿,所以后面发言的都只是把别人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周书记和向县长都显得很有耐心。个别同志说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了,算了吧。但他们还是要人家说说。说说吧,说说吧,大家都说说。似乎这发言是一种政治待遇。关隐达对这一套早不陌生了,别的县差不多也是这种情形。只是他一直不喜欢这种作风。 
他发言干脆,说:“我刚来黎南,还没进入情况,谈不出具体意见。只讲三句话:第一,听从县委和周书记的安排;第二,一定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第三,请大家今后支持我的工作。” 
大家意见最集中的是刘先生投资城北大桥的事。县城往北是去地区和省里的路,可隔着一条河,很不方便。河也不大,但河谷很宽。丰水季就靠摆汽车轮渡,枯水季就把轮渡往中间横着,成了便桥。这里一年到头天天堵车,是县里领导嘴上念了多年的交通瓶颈,就是没钱修。这回主要是刘先生投资,省里和县里配套一些。修成之后,刘先生经营三十年,收回投资之后,再交给县里管理。 
关隐达不了解刘先生的资信到底如何,但只要他真正投钱来,这是一个好项目。就这样一个好项目,也有些领导想不通,说这桥修好之后由刘先生来管三十年,合适吗?周书记发话了,说:“我也不讲什么大道理给你们听。我只知道这桥修好之后,他刘先生就是天大的本事,也搬不到香港去。就是他有本事把这桥搬到香港去了,九七年之后还是中国的哩。” 
此事非同小可,需成立一个县领导挂帅的指挥部。王副县长分管着交通,会议决定由他任指挥部指挥长。王永坦也不说什么,只说:“这事我躲也躲不了的,我就干吧。” 
家里有些弄清场了,天天晚上就有人来坐了。多是政法部门的负责人。来的人又多少带着些礼品,关隐达说什么都不收。他从那年开始走下坡路起,就坚持一条,绝对不贪不占。 
心想自己任何事都没有就开始倒霉了,要是再让人抓了什么把柄不就更要倒霉?但是也注意把拒礼的方法搞得艺术一点,不伤人家的面子。这一点他是有教训的。刚倒霉那年,他有回下到一个乡里检查工作,乡里备办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招待他。他本来心情就不好,又不想人家日后说他大吃大喝,就把那位乡党委书记批评了一顿,就是不肯吃那顿饭,自己带着司机到外面馆子里吃了碗面条。那位乡党委书记偏又不是好惹的,过后到处臭他,说他假正经,还无中生有说他怎么怎么的。弄得他后来到基层去时常捞不到饭吃,走到哪里都灰溜溜的。在县级领导中,就有人把这事当做笑话背后宣扬。地委就认为他在这个县失去了群众基础,又给他换了地方。有一阵子,他怀着一股气,甚至也想同一般的领导一样,搞拿来主义算了,不管是不是分内的东西,拿来再说。这样倒与群众打成一片了。但还是管住了自己。他想这会儿自己正背时,明显落井下石的人倒没发现,但在一边想看他笑话的人还是有的。现在人家带礼品来,他就做得技巧些了。他先是推一阵,实在推不了,就收个一两样,再拿原来收的东西又打发一两样给人家,说:“既然你硬要讲这个礼,就该按老规矩办,有来有往。” 
这样,就总是人家送的那些礼品在送礼的人手中转来转去,他反正不贪谁的。这有来有往倒也显得很有人情味。 
但公安局的老朱没有到他家来坐。他并不希望天天晚上都有人来家里,一来影响儿子的学习,二来又要费神应酬。不过政法部门的大小头头脑脑谁都来过了,只有他一个人没来,倒显得有点不正常了。现在当领导的新到一地,总有些人要来拜码头,这已是规矩了,你想回避也回避不了。可老朱就叫他费琢磨了。他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老朱是条好汉子,不搞这一套,如果是这样,我关隐达今后在这里会有一个真朋友。要么就是李大坤同他传达我关某人的指示,叫他多心了,以为我宠信了李大坤,不把他姓朱的放在眼里,他就不信邪了。关隐达在别的县管过政法,这公安局的头儿,多半是武艺弟兄,弄得好就跟你好得不得了,弄不好就叫你难受。他但愿老朱是条真正的好汉子。 
但到底不能凭自己的愿望和运气去开展工作。他便决定提前听取政法部门的工作汇报,而且要求每个单位都要谈工作方法问题。一来他反正要听的,二来这样可以冲淡他同老李的会晤,免得朱克俭生疑。 
这天县领导联席会散了,他便找政法委书记邓成国商量,要逐个听取政法各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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