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 作者:韩石山》第15章

鲁迅先生精神不死！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
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转许广平女士鉴：
鲁迅先生逝世，噩耗传来，全国震悼。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全国苏区人民，尤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的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谨以至诚电唁，深信全国人民及优秀之文学家必能赓续鲁迅先生之事业，与一切侵略者，压迫势力做殊死的斗争，以达到中国民族及其被压迫的阶级之民族和社会的彻底解放。
肃此电达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南京国民党政府公鉴：噩耗传来，鲁迅先生病殁于上海。我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上的权威、文坛上最灿烂光辉的巨星竟尔陨落，此乃我中华民族之大损失，尤其当前抗日运动的大损失。鲁迅先生毕生以犀利的文章、伟大的人格、救国的主张、正直的言论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其对于我中华民族功绩之伟大，不亚于高尔基氏之于苏联。今溘然长逝，理应予以身后之殊荣，以慰死者而示来兹。敝党敝政府已决定在全苏区内实行：（一）下半旗致哀，并在各地方与红军部队中举行追悼大会；（二）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十万元；（三）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四）在中央政府所在地设立鲁迅纪念碑；（五）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六）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贵党与贵政府为中国最大部分领土的统治者，敝党敝政府敬向贵党贵政府要求：（一）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立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收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八）废止鲁迅先生生前贵党贵政府所颁布的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之法令。表扬鲁迅先生正所以表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敝党敝政府的要求，想必能获得贵党贵政府的同意。特此电达。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知道了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知道了中共中央对鲁迅的评价，知道了鲁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就不必在鲁迅的后十年上费什么笔墨和口舌了。
幸亏有个契机给我们留着，那就是鲁研界公认的“转变说”，即鲁迅的一生中，曾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既然有此转变，那么，转变前的功过是非还是可以谈论的。这也就给我们探讨鲁迅的前大半生，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这也就是我要说，做鲁迅与胡适的比较研究，或是做鲁迅的单独研究，不必谈后十年的原因。不光对鲁迅的后十年不谈，对胡适一九二七年之后的事儿也不谈。这样，我们就可以较为公允地比较两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过是非了。
前后不同的两种评价（1）
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的评价，也正是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两者是一回事。
毛泽东对鲁迅做出这样高的评价，好多人是不理解的，这恰是毛泽东的英明之处。在政治上，在军事上，毛泽东本人是当之无愧的领袖，在文化上，他认为自己还担当不起这个责任。而文化方面，对共产党夺取政权来说，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战线。这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几经权衡，便选定了鲁迅。时间在一九二八年，当时鲁迅刚到上海不久，正处于创造社、太阳社的围攻之中。这两个文学团体都是受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地区的党组织领导的，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很快就停止了对鲁迅的攻击。鲁迅也欣然接受了共产党的这一委任或者说是委托。
是不是有正式的委任或是委托呢，想来是有的。党组织怎样和鲁迅联系，在许多回忆文章里都写到。但这些不能说明有什么正式的决定。鲁迅去世后过了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了。中国共产党感到，在国统区文化战线上，缺少了鲁迅这面旗帜，对革命事业不利，便决定将刚刚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树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树郭沫若为领袖，为旗帜，则是有正式决定的。从这儿可以旁证，当年树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领袖，党内是有决定且通知了各相关党组织的。当年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过的吴奚如先生，在《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一文中曾说过：
1938年夏，党中央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建议，作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同志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同志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新文学史料》一九八○年第二期）
最能说明鲁迅在革命文化界地位确立的，是创造社、太阳社突然停止了对鲁迅的攻击。
创造社和太阳社怎样攻击鲁迅的，张梦阳编的《中国鲁迅学通史》第三编叫《索引卷》，看看一九二八年上海发表的攻击鲁迅的文章，就知道了。
这一年，全年发表的关于鲁迅的文章四十七篇，从篇名上能看出来是攻击、批判鲁迅的有二十四篇。这二十四篇中，发表在创造社、太阳社办的刊物上的，有十八篇。这两家办的刊物计有《文化批判》、《创造月刊》、《太阳月刊》、《我们月刊》等，这么多刊物发起攻击鲁迅，可见火力多么猛烈了。其中最厉害的是这样几篇文章。
《死去了的阿Q时代》………………………………钱杏
《死去了的鲁迅》……………………………………钱杏
《请看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李初梨
《除掉鲁迅的“除掉”》………………………………彭康
《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石厚生（成仿吾）
《又一个DonQuixote的乱舞》………………………韩侍桁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
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杜荃（郭沫若）
应当特别说一下最后这篇文章。好长时间，人们不知道这篇文章是郭沫若写的，直到郭沫若去世后，几经考证、调查，才确定是他写的。当然，还是为他作了种种解释。我们来看看，当年郭沫若是怎样评价鲁迅的。他说鲁迅的那篇《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可怜只像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的悲诉”。鲁迅和陈西滢、高长虹的论战，在郭沫若看来，不过是“猩猩和猩猩战，人可以从旁批判它们的曲直，谁个会去帮助一个猩猩”。这是一篇长文章，末尾一节，郭沫若说了他的全部的看法：
鲁迅先生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此完全决定了。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
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时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完全错了。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接到党内的指令后，还是这些人，对鲁迅的攻击就完全停止了。很快就转为歌颂，很快就一起组织起左翼作家联盟，一起对着国民党反动派英勇地战斗了。当然也不是一下子就停止了的，总得有个过程。不管怎么说，到后来，还是这个郭沫若，对鲁迅的看法就完全变了。且看一九三六年鲁迅去世后，郭氏的一篇文章《不灭的光辉》中，对鲁迅是怎样评价的：
这遗产的接受，同时怕也就是继续鲁迅精神的最好的法门。“鲁迅精神”是早在被人宣传着的，但这精神的真谛，不就是“不妥协”的三个字吗？对于一切的恶势力，鲁迅的笔似乎不曾妥协过一次……我们民族所应受的两重的敌人，内部的封建余孽，外部的帝国主义，这是鲁迅先生至死不倦地所攻打着的东西。鲁迅先生提着笔为我们全民族在前线战死了，我们应该加倍地鼓起我们的敌忾，前仆后起地，继续着奋战。这才是纪念鲁迅的最上的途径。而这样替我们民族“报仇”，也就完成了鲁迅替我们遗留下来的责任。
当时上海有个日本人，郭沫若说是“一位有名的集纳主义者”，不知是什么意思。这个人和鲁迅有交往，郭沫若的说法是，在上海和鲁迅喝过几次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