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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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顾不上周围都是我的同事：“因为我最大的恐惧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会被挑出来站在什么地方。大家说，看，她跟我们不一样。怎么才能克服这种恐惧？”
他说：“以前我不想见记者，不想给别人看到我做的事情。后来我看到曼德拉说的一句话，他说，如果因为怕别人看到就不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情，把它隐藏起来，那就等于说谁都不能做这个事情。如果自己把它做出来并让别人看到，那就等于说谁都可以这样做，然后很多人都会这样去做。因为这句话我才考虑接受你们的采访。”
卢安克刚来板烈村的时候，村里有人认为他是特务，有的拉他去政府跑项目，有的倫走了他的钱和手电，他什么反应都没有。“这样我就变成了一个没用的人。”他说，“这样我就自由了。”
他在这里生活了十年，走在村里，老太太们把背上娃娃的脸侧过来给他看看，眯眯笑。成年男人不多与卢安克说话，没人斜眼觑之，也不上来搭话，两相无事。
采访间歇，村长出面请我们在自己家里吃饭，让媳妇涮了个大火锅子，肥羊肉片，炒各种羊腰子、羊杂。村长是个大嗓门的汉子，喝几杯粗脖子通红，挨着劝我们几个喝酒，劝法强悍，但不劝卢安克。
这里土地瘠薄无法保水。大石山区还有人用一根铁丝，从高处山岩石缝中将一滴滴水珠引进山脚下的水缸里。老百姓在石头缝里种出来的玉米才一米高，结出的玉米棒还没有拳头大，常常只用来酿苞谷酒。我们在路上多见到醉汉，卢安克说他曾经反感这里的人总是喝酒，后来他理解这些成年人，跟打打杀杀的孩子一样，“情感得不到发挥，生活不允许，如果太清醒，太难受了。”
现在他与这些人“互相理解”：“他们也不再劝我酒。”
卢安克从汤里拽了几根青菜吃。村长跟他老婆说：“去，给卢老师炒个鸡蛋。”
他不吃荤，平常吃的跟他的学生一样——学校太穷，各家也是，一个学生一星期的伙食费是两块钱，孩子每天的午餐盒里，米饭上只盖着一个菜——红薯叶。十岁的孩子，看上去只是六七岁的身高。
我和老范曾经想买哪怕最便宜的粗棉线袜子寄给卢安克，因为村里买不到合适他大脚的袜子，但他不同意，认为给这里任何东西，都会让学生之间不平等。
他靠翻译书和父母的资助活着，每个月一百块的生活费。
饭桌上我提到，县里的官员托我们说，要给你开工资。卢安克拒绝了，不加解释。他在博客里写过一句话：“我不敢向学校要工资，因为我怕学校向我要考试成绩。”我问他：“你不喜欢物质吗？”
“不是不喜欢物质，我喜欢自由。”
他四十多岁了，在广西山村从青年变成了中年人，没有家，没有房子，没有孩子，一个人走在山里，有时困了就睡在山头。
我在傍晚走过这里的山，南岭山系从西南倾斜下来，山高谷深，红水河在陡峭处不是流下来的，而是整条河咆哮着挣脱牢笼从高处跃下。天快黑的时候，庞大的山脉乌沉沉无声无息，红壤上草木森森，浓烈刺鼻的青腥之气，偶尔可见的一两星灯火让人更感到孤独。
我问他：“你想要爱情吗？”
“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没经历过。”
我心里一紧。
他接下去说：“我在电视上看过，觉得很奇怪。”
“奇怪？”
“电视上那种爱情故事根据什么产生的，我不知道。怎么说，‘一个人属于我’？我想象不出来这种感受。”
他说过，他能够留在中国，很大程度因为他的父母“从来不认为孩子属于自己”。他的父亲以教师的身份退休，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他的双胞胎哥哥是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妹妹七年中一直在非洲纳米比亚做志愿者。
我问：“可是就连在你身边这些小男孩的身上，我都能看到他们对人本能的一种喜爱或者接近，这好像是天性吧？”
“他们属于我，跟爱情的那种属于我是不一样的。一种能放开，一种是放不开的。”
“能放开什么？”我还是没听明白。
“学生走了，他们很容易就放开了，没有什么依赖的。但我看电视剧上那种爱情是放不开的，对方想走很痛苦的。”
“你不向往这种依赖和占有？”
“不。”
我可以从智力上理解这句话，但人性上我抵达不了。我问：“这样的自由你能承受吗？”
他微微一笑：“我愿意。”
我不能理解一个人能够不受人类天性的驱策，照他的经历来看。
一九六八年九月，他出生在德国汉堡。小时候，他跟双胞胎哥哥都很内向，不管别的小孩怎么欺负，都不反抗？他写过：“这些痛苦也不是没有用，从痛苦的经历中我得到将来面对问题时需要的力量。”
父亲四十五岁时，为了教育他们兄弟俩，由工程师改做老师。常有人对他妈妈说，这两个小孩太不现实、太虚弱、总做白日梦，要求妈妈把他们的弱点改掉，但父母不急于让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只让他们发展下去——兄弟俩过生日，得到的礼物只是一些木材，他们用这些木材去做了一些自己创造的模型。
在德国，基础教育学校不止一种，父母给他们选择了一所不用考试的学校，课本都是孩子自己写的，“我的父母和老师没有把我当成傻瓜，没有让我做那种考傻瓜的练习题，比如说‘用直线把词语连接起来’。这种练习只是在把一个人有创造能力的思维变得标准化。第二个原因是，我的父母和老师没有把我当成聪明人，没有过早地开发我的智力。”
他也要参加中考。外语没有及格。他干脆去了一家小帆船工厂做学徒，自己设计帆船，参加国际帆船比赛，“我这么喜欢玩帆船，是因为在玩帆船时不需要思考，所有的反应都从感觉中来，这就是帆船在行进时对于风、重量和波浪的平衡感。这种平衡感在闭上眼睛时特别能发挥出来。”
之后，他向汉堡美术学院申请人学，没有基础知识，他给教授们看自己的工业设计品，教授们的看法是：“已经有知识的人不需要更多的知识，缺少的是创造性。但给卢安克这个只有创造性的人增加知他就可以实现他头脑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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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飞机模型时，他没有画图或计算，也没用过电脑，只是去体验和感受风流通的情况：“整个形态是我们做模型时用手摸出来的。我们做出来的飞机是一架世界上飞行距离最长的滑翔机。可见，如果得到了对于力学等本质的感觉，就能直接感觉到弱点在哪。”
毕业后他不想挣钱，父母担心他没有生存的能力，他做了一份装卸货物的工作，每天扛三千个大包，做了两个月，父母说这样太可惜了。他说：“为了钱做是可惜的，不是工作低级可惜。”
父亲说：“那你可以为别人服务了。”
他不知道要做什么，只随着自己的兴趣漂流，有一个晚上随帆船漂到一个无人的小岛上，“我在水边上了一个小山，慢慢地看天上的星。我感觉到那些星星离我其实很远，在宇宙中什么都没有。如果我在离世界无限远的地方，我怎么能再找到我们的世界？如果我在我们所谓的宇宙之外，我怎么还能找到这个宇宙？”
他回身潜入人类内心，相继在德国和巴西从事教育志愿者工作，作精神科学的研究。
一九九○年，他来到中国，想要留下来，他没有对这个国家的狂热辞句，只说：“德国一切都完成了，中国才刚刚开始。”
但之后十年，他遭遇了一连串“失败”。
最初，对志愿者管理不严，不需要教师证的时候，他在南宁的中学教学，想教“好的而不是对的”英文，“如果学生能够造这样的句子：Run　like　the　kite；　I　can　fly　a　bike。　这是多么有想象力的句子，但是根据中国的考试是错的，因为没有这样的标准答案。”段考的时候，他教的班级英文成绩全年级最差，只有六个学生及格，家长们不快，他离开，在博客里以巨大的篇幅批评和反对标准化教育，反对整齐划一的校园，反对“让人的心死去”的教育理念。
他去了广西隘洞镇的一个村子，租间每月十元的房子，招一群从来没受过教育的十四到十八岁的靑少年。他们只会说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