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欧洲》第53章


的迫害。所以,该从哪里开始惩罚和报复呢?解押犯人的法警?辩护无力的律师?
开判决书的法官?监狱的狱长?牢房的守卫?极权统治是一个密密麻麻、脉络繁复
的大网;开枪的守卫只不过是大网中一个极小的环结。
法官也没有回答,在这个大网之中,个人究竟能为自己负责多少?“尊重生命”,
法官严肃的教训被告,“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士兵
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士兵怎么会知道呢?
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成长的?他的幼稚园老师、中学教官、部队长官,曾经教过
他“良知超越法律”吗?在他的社会教育过程,电视上的新闻主播、报纸上的社论
专栏、国庆日和劳动节的演讲者,可曾告诉他“尊重生命是人生最高准则”?
法官所倚赖的,是一个非常高的道德标准:他要求个人在一个疯狂的社会里保
持清醒。他自己或许做到了。三十年前,看穿了所谓社会主义的面具,逃亡到西方。
几年之后,法官的哥哥也走上逃亡之路,却被捕下狱。或许因为亲身受过围墙的迫
害,法官对士兵下了较严的判决。但是他同时不可能不知道,要求无形的道德超越
有形的法律,他就踩进了哲学和法学的沼泽区——究竟有没有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
的道德原则?舍法律而讲道德是不是等于给自由心症开了后门?法律,并不能涵盖
所有的正义;相反的,有许多时候法律,因为它有形而缺少弹性,反而阻碍了正义
的伸张。我们知道以法律来规制正义,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折衷之计,可是,以
无形的,往往模棱两可的“良知”来决定正义的话,危险是不是更大?
紧接着这一场官司的落幕,下一场审判又开庭了。时间往前推。一九八四年,
两名士兵射杀了一个名叫米夏的年轻人;在围墙的脚下,他流血过多而死。
这一场,短短几天就有了结果。另一位法官,认为被告有罪,因为他们做了违
背良心的事,取人性命,可是判得很轻,十六个月,而且缓刑。判得轻的缘故?女
法官说,因为被告在一个极权社会中成长,没有学习到以良知判别是非的能力;而
且,法官说,人大多是弱者,怕事、随俗……能够抵抗大环境的只是少数的英雄,
我们不能要求大家都是英雄。
你满意这个判决吗?
被杀的米夏的父亲摇头,他说:
“这叫什么正义?”
三百与三十万
这两天,全德国街头巷尾都响着一个话题:星期天晚上被烧死的三个土耳其人,
一个女人,两个十四岁和十岁的女孩;焦黑的尸体用塑胶布裹着,由消防队从冒烟
的房子里抬出来。
消息传出之后。大城市里,人们纷纷汇聚在市中心,没有组织的,只是不约而
同,每个人手持着一枚烛火,在暗夜的街上沉默地游行。作家根特·格拉斯住在惨
案发生处不远的地方;他赶来小镇,走在队伍的前头。
沉默的队伍在烛光中显得悲伤;盘据在每个人心头的,更沉重的,是对现状的
震惊和对未来的恐惧、不安。
两栋土耳其工人住的房子被纵火之后,纵火者打电话给消防队:“木勒街和拉
真街口的房子烧了!希特勒万岁!”
在过去这几个月中.几乎没有一天宁静的日子:犹太人的墓园被毁、纳粹牺牲
者的纪念碑被推倒、各地难民营被烧。在柏林,几个剃光头的年轻人把一个不肯叫
“希特勒万岁”的人打成重伤。这个月中,喝醉了的年轻酒客将一个咒骂纳粹的人
殴打至昏迷不醒,酒店老板再加一句,“这家伙是个犹太人!”于是年轻人将烈酒
浇在已倒地的人身上,再点火燃烧,再和老板合力弃尸。
这些仇外的暴力事件不只发生在德东,同样普遍地也在德西扩展开来。
这些是已发生的事实,而国外的媒体也热烈地竞相报导这些事实,包括台港的
报章杂志。而“事实”和“真相”的距离有多远呢?
※ ※ ※ ※ ※
英美对于德国种族问题的报导暂且不提,他们之间,由于犹太人的梁子,累积
着历史的怨仇和误解。德国媒体喜欢渲染美国的种族暴力,就恰恰如同美国的媒体
热中报导德国的种族冲突。几个月前当洛杉矾发生暴动的时候,如果你完全相信德
国电视,你会以为整个美国都翻了,黑人白人之间已经展开世纪内战。了解美国的
人才可能把洛杉矾那样的暴动放在一个比较宽幅的色谱上去诠释。由于历史的纠缠,
英美的媒体也同样的.用放大镜去看德国问题,而往往忘记了那个极其重要的比较
宽幅的诠释色谱。
台港和德国没有历史的牵绊,应该可以比较客观地远观德国情势吧?可是并没
有做到,原因,我想还是老问题:长久以来接受英语文化的奶水,我们仍旧习惯以
英语人的眼光诠释这个世界。英美媒体犯什么样的偏颇,台湾媒体就犯什么样的偏
颇。读最近的一些台港报章杂志,令人觉得在德国纳粹已经当道,多数老百姓支持
右派分子的理念和行动,这个国家即将再度成为一个恐怖侵略国家。有的报导者甚
至义愤填膺地“告诫德国人”,如果德国人怎么样怎么样的话,自由世界绝不坐视。
语气俨然是冷战期间对付敌人的严峻。
为什么无数个“事实”并不足以构成一个“真相”呢?因为真相通常要透过几
个层次的背景才能浮现,不看背景而只看表面事实,诠释就容易出错。了解德国反
外暴力现象第一个必须考虑的背景,就是比例问题。九十年代,整个欧洲所面临最
严重的难题就是苏联、东欧、非洲地区大量难民的涌入。在英国和法国,排外的暴
力事件层出不穷,法国的右派政客也不断在扩张影响力。经济紧缩带来不安全感,
不安全感导致排外,在这个趋向中,德国的仇外情绪并不特出,但是欲加诠释的人
必须知道:难民涌入德国的人数是英国和法国的五倍以上。而由于德国极端宽容的
政治庇护法,它仍旧继续在收容庞大的难民。就以南斯拉夫的战事为例,欧洲各国
政府大声呼吁要救人,真正收容的难民却少得可怜。英国容纳了两千人,法国接进
了一千一百多人,爱尔兰收了十个人,小小的瑞士接纳了七万人,而德国,一火车
一火车地把受战火灼烧的人载进来,收容了二十二万难民。这二十二万南斯拉夫难
民,还是德国人总难民人口的沧海一粟。
英国人和法国人当然暗地在感谢老天爷,他们国家没有一条几乎来者不拒的宽
大难民法,有烫伤力的番薯不会落在自己手中。未被烫伤的手还有余力来指责他人
不曾把事情处理好。报导德国的排外问题,不能不看这个问题在大地图上的比例。
置比例于不顾, 有时候会导致相当荒谬的诠释。 譬如不久之前在柏林举行的
“反种族主义”、“反右派极端主义”的大游行。三十多万老百姓涌上街头,向世
界表白他们反暴力、反种族歧视的立场,在同时,其他大城市也聚集了成千上万的
人,用脚步作一种和平宣言。大概有三百个极左分子藏身在群众中,欠身向前,向
德国总理丢鸡蛋、骂阵;他们计算好了,这一切都在镁光灯的焦点处进行。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全世界的媒体都凝聚在鸡蛋的混战上;全世界的人就
看见了三百人的肢体暴力,看不见三十万人的和平宣言。这三百人成功地颠覆了这
三十万人的意向,透过媒体的“合作”。
在看见鸡蛋番茄横飞、眼睛刺激而爽快的同时,有多少观者还冷静地考虑那三
百和三十万的比例?前一两年,当台北立法院中正流行摔椅子、打耳光、抓头发的
时候,媒体的镜头和笔尖也情不自禁的跟随着肢体暴力走。海岛外面的人讥笑“你
们台湾人懂什么民主……”时,台湾老百姓觉得相当委屈:“你们怎么就只看那打
耳光的一面……那是极少数败类……我们大多数人是痛心疾首的……你们不能一竿
子打翻一船的人……”
那三十多万没抢上镜头的人该说什么呢?
※ ※ ※ ※ ※
把德国的仇外暴力现象放在适当的背景中来了解,并不表示事情不严重。七十
年代猖獗的左派“赤军”杀的人,还没有这一两年来右派杀的人多;到今天为止,
被烧伤、殴打至死的外国人已至十七名。可是当年德国政府剑及履及的成立反恐怖
分子特种部队,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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