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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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组织部的几位部长很忙,一时抽不出人送朱怀镜去报到,他便在家静候。自然又有朋友要设宴为朱怀镜饯行。那些很忙的朋友,现在又有空闲了。有了这番经历,朱怀镜不太愿意应付这些场面了,越发觉得自己同玉琴、李明溪、曾俚、卜未之几位感情的珍贵。可他们如今死的死了,疯的疯了,走的走了,落难的落难了。每念及此,朱怀镜总百般感怀。每天晚上都有人来拜访。上门来的多是从梅次专门赶过来的地直部门和县市领导。对这些未来的部下,朱怀镜倒十分客气。每次送走客人,朱怀镜都要把他们的名片拿出来再细细看一次,一个个再对一次号,回忆一下谁是谁。这很重要。下次碰上,能一口叫出他们的名字,会让他们受宠若惊的。香妹只要有人上门来,总把苦脸扮作笑脸,看座倒茶很是周全。每次几乎让朱怀镜产生错觉,以为香妹不再赌气了。可是等客人一走,香妹又是个冰人儿了。
有天晚上,张天奇专门打电话来,问朱怀镜东西找到了没有。朱怀镜说早就找到了,因为考虑一时碰不了你的面,就把它烧了。张天奇沉默了几秒钟,才问,烧了?马上就对朱怀镜表示了感谢。朱怀镜感觉出了张天奇的怀疑,他拿不准那玩意儿是否真的化为灰烬了。朱怀镜需要的就是张天奇的怀疑。接完电话,朱怀镜在书房里来回踱步,突然觉悟起来,好像没有必要躲着那些要宴请他的人。他似乎对朋友的含义有了全新的诠释。
这回没有张天奇这样的朋友,他是翻不了身的。第二天,倒是他自己打电话约了柳子风、严尚明、宋达清、方明远、黄达洪、裴大年等各位,在天元摆了一桌,说是感谢各位领导、各位兄弟长期以来的关照。朱怀镜这一桌摆了,下面的宴请就接着来了,自然是朋友们逐个儿轮流做东。朱怀镜便又成天云里雾里了。醉眼朦胧间,朱怀镜感觉朋友们胸前挂着的高级领带随时会变成一柄剑,飞将过来。
宋达清请客那天,他亲自开车来接朱怀镜。车上没有别人,宋达清问朱怀镜想不想见一见玉琴?朱怀镜早已不再为这事难堪了,只是长叹一声,说怎么见得了她?宋达清说他可以安排。朱怀镜说那就明天去吧,他现在随时都可能离开荆都去梅次。
要去见玉琴,朱怀镜有种想哭的感觉。回到家里,他把自己关在书房,痛痛快快地让眼泪流了个淋漓尽致。第二天,宋达清来接他驱车去了看守所。朱怀镜在一个小会议室里等候。这里当然不是探视室,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加上宋达清的帮忙,朱怀镜享受着特别待遇。没等多久,门开了,玉琴进来了。门被人拉上了,玉琴站在那里不动,很陌生地望着他。她头发理成了短短的西瓜皮,脸蜡黄而浮肿,眼睛像小了许多,身上的蓝棉袄显得臃肿。朱怀镜从来没有想到玉琴会成这个样子。他想象她只会是瘦了,而不是全身浮肿。他走过去,拉着她的手,就在门口的凳子上坐下来。她的手冰凉。朱怀镜伸手摸摸玉琴的脸,像摸着晒得半干的蔫萝卜。他本来早想好了许多话,这会儿都说不出来了。他的浪漫在顷刻间被堵在喉头下面了。没有比玉琴现在这番模样更能让人害怕生活的真实和残酷了。两人说不出太多的话,只是手握在一起使劲地捏。当玉琴让人领走时,望着她那有些佝偻的背影,朱怀镜感觉是在同她永诀。巨大的悲怆叫他浑身冷飕飕地发麻。
开车出来,朱怀镜靠在座椅里半天不说话。宋达清也说不出什么安慰话,只是让他想开些。朱怀镜在宋达清的膝头上拍了几下:“达清,能不能把车借我用一会儿?”宋达清望了一眼朱怀镜,说:“你这状态,开车行吗?”朱怀镜说:“没问题,我只要静一静。”宋达清便说:“那好,你小心点。我就在这里下车。你别管我,我有办法回去。”
宋达清下了车,朱怀镜掉过车头开到荆水河边,然后沿河溯水而上。车开得很慢,就像散步。这些日子,他的命运出现了转机,一年多的郁闷总算到了头,可他的心情仍然复杂得像这个纷乱的世界。有时独自面对漫漫长夜,他会突然发现自己的灵魂其实早就沉沦了,可在世人眼里,他依然体体面面、风风光光。香妹提出离婚,他烦恼了几日,也就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了,只是担心闹起来影响不好。今天见玉琴成了这番模样,他内心感到了真正的痛楚。在最倒霉的日子里,他甚至想过自己落到这步田地,是不是老天对他的报应?
这时,远远的看见一个人,长发披肩,穿着宽大得不合身的羽绒中褛,背着画夹,低着头,一偏一偏,踽踽而行。朱怀镜身子不由得沉了一下。是李明溪!朱怀镜加快车速,开到李明溪身边停下,上前重重地拍了他一板。回过头的是一张陌生的脸,白了他一眼。等这人绷着脸甩开他,低头走了,他又依稀觉得这张脸真在哪里见过。朱怀镜抬起头,望着炫目的太阳,恍恍惚惚,一时间不知身在何处。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于长沙韭菜园
拒绝游戏
我的小说一直写得轻松,信笔所至,随心所欲。也许这就是我的小说写得不如人意的缘故吧。王蒙先生说我的中篇小说《秋风庭院》很有黄昏气氛,但止于黄昏之叹,又令人不太满足。张韧先生在为我的小说集《官场春秋》所作的序言中,说我的小说有愤激有慨叹有调侃,又止于愤激、慨叹和调侃;官场气氛很浓,又止于官场气氛;叫人几分叹惋,又几分无奈。这两位老师都是我很敬重的,他们的批评令我折服。
这世上自有作家以来他们都在写人,而且是写现实(或说现在)的人。不管作家们自己觉悟与否,承认与否,他们写历史也罢写神怪也罢,抑或浪漫主义也好,超现实主义也好,他们都在写天天可以看到的人。如果非说题材不可,那么人便永远是惟一的题材。如果把作小说比作化学试验,那么人就是试验品,把他们放进官场、商场、学界、战场或者情场等等不同的试剂里,就会有不同的反应。作家们将这种反应艺术地记录下来,就是小说。雨果说过这样的话: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
光明和黑暗交织着、厮杀着,这就是我们为之眷恋而又万分无奈的人世间。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写人,而偏要怀着堂吉诃德式的激情,总想着去写某某题材呢?有人说我的小说深入到了社会体制上的批判,这似乎是一种抬举,但我不以为然,因为惟有人心江河万古。我想曹雪芹作《红楼梦》时一定没有想到要借此拯救大清天朝的。事实早就证明,自从作家想当医生以来,一直力不从心,也就无从称职了。
我之所以仍把我要写的人物放在我熟悉的环境里行走,也许只是为了驾轻就熟。我是一个想象力极其有限的人,如果涉笔陌生的环境,可能很费神。人们有个印象,说我是专写官场的作家。这只能说明如今人们太关注官场了。也许正因为我写了太多自己熟悉的生活,因而也常有朋友建议:你是否也写写别的题材?这让我难以作答。事实上,我是不承认自己写的是什么官场题材小说的。我几乎不赞同所谓题材一说。我想作家如果总想着自己在写什么重大题材,并总想着某某题材的重大意义,只怕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来的。
我原本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可现实逐渐让我明白,理想主义是最容易滑向颓废主义的。颓废自然不是好事,但颓废到底还是理想干瘪之后遗下的皮囊。可现在很多人虽不至于颓废,却选择了麻木,而且是连理想的泡沫都从未拥有就直接走向了麻木。我既不想颓废,也不愿麻木。我不准备游戏人间,无论为文,或者为人。现在人们惯于把庄严和崇高当做滑稽可笑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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