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大师林语堂》第30章


“他妈的”和“去他妈”(2)
一语成偈,5年后,妄图征服世界的战争狂人希特勒在不足10平米的地下室饮弹自杀了。
1940年5月,林语堂回国了。
在香港避难的廖家女人七嘴八舌地问:“你们住在美国好好的,何必回来呀?”
“四川有很多老鼠,日本飞机轰炸得很厉害。你们怕不怕?”
“不怕!”三个女儿毫不犹豫地回答。
装备精良的日本军本想一个月内解决看似一盘散沙的中国,却被小米加步枪的中国军民拖成了持久战,战争消耗太大,于是歇斯底里地轰炸大后方的重庆,企图逼民众就范。
刚下飞机,林语堂就听见学生们在唱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
豪情干云!
林语堂自觉胸中荡起一股持久不断的热浪,激动不已。
触目所及,都是轰炸后的断壁残垣,残存的房屋上贴满了标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战必胜,建国必成!”陪同的张先生指着一块空地说:“去年这里有500个人被炸弹炸死,现在是5月,‘轰炸季’刚刚开始。林先生,您回来得可真不是时候啊!”
林语堂面有深意地微微一笑。
林语堂有意对此次回国低调处理,但是敏感的新闻界嗅出苗头,想方设法地安排了采访。
穿着最喜爱的淡灰色中式长衫,林语堂出席了记者会。
“林先生,听说你这次回国是为了‘做官’?”第一个问题刁钻狠劲。
林语堂气定神闲地吐出一口烟,缓缓道来:“我是书生,做人民的父母之官,非我书生本色。做人有做人的良心,做官有做官的良心,文人是不适合做官的,我没有官瘾!”
话题的关键在于美国对中日战争的看法。
重庆陪都需要这样的新闻振奋人心,林语堂也乐于提供这样的消息。他兴奋地说:“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之后,美国人以为中国不行了,可是中国人越战越勇,美国人也改变了看法,美国的很多官方报道说,日本已经陷入山穷水尽!”
“那您觉得,美国人对汪伪政府怎么看?”在座的记者相互点点头,显然这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汪精卫是什么东西?”林语堂愤怒地站起来,语调严厉,“有学问见识的美国人都晓得他不过是日本枪尖上的傀儡!最近本人曾和《纽约时报》的一位评论家聚餐,原来打算揭露一些汪精卫伪政府的情况,使国际舆论了解真相,谁知道,坐下来一聊,发现我的计划完全多余,因为这位评论家对汪精卫的了解,比我更加清楚。”
幽默大师果真名不虚传,记者们会心地哈哈大笑。
林家住在离重庆40里的北碚,第三天就赶上了日军的大规模空袭。林语堂和普通老百姓一起,跑警报,躲防空洞,也看到了中国空军的勇敢无畏。凤如她们和衣而睡,以便随时逃跑。不久,一家人迁到了缙云山的一座寺庙里。而北碚的房子中了“头奖”,被炸成了两半。
自从回国,不叫一日闲过的林语堂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竟然一直没有动笔。他想,提着脑袋跑警报能有什么用,还不如出国为抗日宣传,起的作用更大。
他写信给宋美龄,征求她的意见。标榜不左不右的林语堂明确表明了“亲蒋”的立场。
宋美龄完全同意。
林语堂接受了蒋介石侍从室“顾问”的头衔。有传闻说,林语堂是拿了当局的钱,拿人手短,才替蒋介石说好话的。他多次在公开场合严词反驳说,接受“顾问”身份,只为了拿“官员签证”,可以免去6个月回国重新申请签证的苦,没有拿政府一分钱。
历史的真实消失在历史的烟云里,今天无从而知。但是,林语堂返美后,对中国民众团结一心抗日的宣传还是正面而积极的。
离开重庆之前,林语堂把北碚的私宅捐给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当年的《论语》小青年,今日的“文协”总务部主任老舍就在这幢半塌多鼠的房子里,创作了被他戏称为“对抗战文学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的《四世同堂》。
惊鸿一瞥的回国经历遭到了众多的责骂。舆论界议论纷纷,回国时有人说:“林语堂镀金回来了!”“林语堂赚够洋财了!”赴美的时候他们又说:“林语堂拗不过跑警报,又回美国去啦!”
连大女儿林凤如都不理解父亲,在香港机场哭得死去活来,她说,身为林语堂的女儿,时时受到优待,她宁愿像个普通青年,穿草鞋,吃糙米,在医院里帮忙,抗战到底。
郁达夫实在看不过眼,说了公道话:“林语堂氏究竟发了几十万洋财,我也不知道,至于镀金云云,我真不晓得,这两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林氏是靠去上外国一趟,回中国来骗饭吃的么?抑或是林氏在想谋得中国的什么差使?文人相轻,或者就是文人自负的一个反面真理,但相轻也要轻得有理才对。至少,也要拿一点真凭实据出来。如林氏在国外宣传的成功,我们则不能说已经收到了多少的实效;但至少他总也算是为我国尽了一份抗战的力,这若说是镀金的话,我也没有话说。总而言之,著作家是要靠著作来证明身份的,同资本家要以财产来定地位一样。跖犬吠尧,穷人忌富,这些于尧的本身当然是不会有什么损失,但可惜的却是这些精力的白费。”
“他妈的”和“去他妈”(3)
林语堂没有辜负郁达夫的信任。
《纽约时报》整版刊登了《林语堂认为日本处于绝境》一文。他还以读者名义,投书《纽约时报》,直接指责英美帝国主义的两面派手法。他说,美国口口声声说同情中国人,背地里却大卖石油、武器、军用物资给日本,支持侵略者的屠杀,迟早会自食其果。这篇专访发表的期间,日军连续疲劳轰炸重庆达7天,导致大隧道防空洞窒息事件,有两万人丧生。
《新民国》、《大西洋》、《美国人》、《国家》等杂志都刊发了林语堂的专稿,分别谈论“中国对西方的挑战”、“中国枪口直对日本”、“地方对亚洲需有政治策略”等问题。他在东西海岸之间飞来飞去,马不停蹄地四处演讲,争取美人的实质性帮助。
1941年底,林语堂参加时代、生活杂志创办人亨利·鲁斯的家庭聚会。用甜点时,鲁斯夫人突然用汤匙敲敲玻璃杯,一字一顿地说:“各位拥护孤立主义者和拥护姑息主义者请注意:日本轰炸了珍珠港。”
美国客人慌乱无比,急忙打电话,开广播。林语堂继续吃甜点,不紧不慢地解释到:“这无非在所逆料。”
罗斯福终于承认对华援助是“太少,太晚”。美国对日宣战。中国作为同盟国四强之一,扬眉吐气。在美的华侨奔走相告,拍手称快!
林语堂创作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风声鹤唳》,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述了中华儿女在民族解放的洪流下获得新生的故事。
1943年,《啼笑皆非》出版。内容包括“白人的负担”、“美国孤立主义”、“英国帝国主义”、“亚洲的前途”、“现今时代主要问题的关键”等。
同年秋天,林语堂携着亲自翻译的《啼笑皆非》,再度回国作了6个月的旅行。在重庆中央大学,他发表了《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的演讲。在战后重建和国共对峙的紧要关头,林语堂大讲东西文化的融合,显然是不和时宜。郭沫若、田汉、秦牧等左派作家群起而攻之。
他6次被蒋介石夫妇接见,政治倾向越发的明朗化。
在西安,林语堂遇见了旧同僚沈兼士。沈兼士告诉他,周作人在北京做了日本御用的教育部长,每天晚上听见中国青年被日军毒打虐待的哭嚎,惨不忍闻,周作人竟装痴作聋,熟视无睹。林语堂说:“周氏兄弟,趋两极端,鲁迅极热,作人极冷。……作人太冷,所以干作汉奸。……冷尤可怕,这又是放逸文士之所不为。可怕,可怕。”
回到美国后,林语堂成了重庆当局的忠实支持者。但是,昨是而今非,蒋介石政府已经不是抗日初期的正面力量,贪污腐败的传闻甚嚣尘上,美国民众对此无甚好感。他的新书《枕戈待旦》因为明显的“亲蒋”立场,而被“自由主义”的美国人冷落了。更有莫名其妙的流言传出,说林语堂是收了何应钦的两万美元,见财起意,才为当局这么卖力。在纽约市政厅的集会上,史沫特莱当众提了这事,林语堂气得拂袖而起,“什么两万美元,我们当众说清楚!”
林语堂也意识到自己的孤立无援,“那时……我是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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