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大师林语堂》第41章

卖的什么药。
纸包里竟全是带壳的花生。
语堂笑着朝学生扫视一番，剥了一个，丢进嘴里，边咀嚼，边开口了，“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他说的是英语，很慢，口音地道。
学生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越发地糊涂了。
林语堂拿着花生绕教室走了一圈，“请吃！请吃！”他博闻强记，一圈下来，班上的同学就认得了七八成。
学生并不真敢吃，大部分只是意思性地拿了一两个。
语堂不理会这些，话锋一转，“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
学生们哄堂大笑。
林语堂很满意开场白的效果，得意地剥起花生来。学生放宽了心，胆子也大了，陆续地开始吃花生。
课堂变成了茶馆，闹哄哄的。
花生吃完了，林语堂把纸包揉成一团，说：“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然后甩甩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学生们愣了半天，才意识到课真的结束了。他们都说，这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先生。
林语堂遵守诺言，果真上课不点名。
大学生逃课的现象在当时很突出。教员为了保证到课率，想出各种法子，点名就是强制手段之一。学生们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和教员斗智斗勇，点完名就溜的也不乏其人。
林语堂反感填鸭式的教育，上课点名更是他最厌烦的方式。
虽然不点名，但是他的课，学生很少逃，还有不少外校学生慕名而来，搬着板凳，坐在过道里听。
这是因为林语堂的课生动有趣的缘故。
林语堂从不使用教科书，而是把报刊杂志上的时政要闻剪辑下来，编成《新闻文选》交给学生作教材。可能昨天报纸才刊了，语堂隔天上课就会详细地讲解。教学内容的新颖让学生们趋之若鹜。
他是莱比锡语言学的博士，讲起文法也比其他教员高明。动词、时态之类的，语堂觉得生硬，很少讲。他也不鼓励学生死记硬背。要是在文章中遇到了，学生不理解，他就现场举出好几个有名的句子，让学生感觉一下。他最常讲近义词的比较，以中文的“笑”为例，他引出英文的“大笑”、“微笑”、“假笑”、“痴笑”、“苦笑”等，让学生体会其中的差别，培养英文的感觉。这么学习英文，学生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一学期下来，进步飞快。
林语堂上课很自由。他没有师道尊严之类的想法，不摆架子，率性而为。他极少一本正经地呆在讲台上，他给的理由是太累了，受不了。大部分时间，他在教室里走来走去，笑话连篇。累了，就依靠在讲台上，权作休息。讲到高兴处，他甚至会一屁股坐在讲台上。有时，他也会坐在椅子上滔滔不绝，可讲着讲着，两条腿就搁在了讲台上。学生起初大吃一惊，慢慢就习以为常了。
林语堂还有一个绝招，就是相面打分。
他的英文课没有任何形式的考试。林语堂经常在课堂上抨击考试制度的不合理，他说：“倘使我只在大学讲堂演讲，一班56个学生，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少半连面都认不得，到了学期终叫我出10个考题给他们考，而凭这10个考题，定他们及格不及格，打死我我也不肯。”因而他发明了特别的考查方式。
学期末，别的班上天天开夜车备考，语堂的学生不用。上最后一次课时，语堂端坐在讲台上，拿着花名册，每唱一个人名，学生就站起来。语堂上下左右地打量一番，就像个算命先生在看面相，略一沉吟，就给一个分数。他记忆力很好，班上120多个学生，三五节课下来，有半数就能叫出名字。过了半年，学生上课的表现和英文能力基本摸得清楚。也因为这样，他才敢相面打分。难得有几个吃不准的，语堂就让他们上台来，现场读一段英文，根据水平给分数。
学生们开始很不服气，担心先生按个人喜好评分，后来发现林语堂相面打的分数，十分公正客观，远远超出了笔试考录。
“下流”的林氏家教（1）
林语堂有三个女儿，长女凤如，次女玉如，小女相如。
“无后为大，不孝有三”，廖翠凤没有生儿子，按老一辈的说法，就是没有为林家后继香灯，所以她难过得要死。廖家的女人笑话她是“只会生女儿的”。林语堂不在乎，总是说：“凤啊，没有关系，我不想要儿子，我才不在乎什么传宗接代！”老三出生后，林语堂就让医生给翠凤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在西医还不是很普及的年代，这是相当极端的避孕法。
林语堂认为时下女子的名字俗不可耐，都是宝珠、玲玲、或淑娟之类，他的孩子一定要与众不同。凤如、玉如给外面投稿，需要笔名。林语堂兴致勃勃，给大女儿改名如斯，取“逝者如斯乎”之意；二女儿就叫无双；至于相如，“这个名字不俗，不必改。”
玉如不喜欢，说：“无双笔划太多（当时使用的是繁体字），而且叫无双，将来会嫁不出去的。”
“这样啊，那你就叫太乙好不好？”
“太乙？什么意思？”
“是天地间的混沌之气，《吕氏春秋·大乐》里说‘万物所出，造于太乙’，就是这个意思。”林语堂得意这个好名字。
玉如心里犯嘀咕，“我宁可叫林玉如。”
林太乙没有浪费这个名字，继承父亲的衣钵，成了著名的旅美华人作家。她曾经是香港《读者文摘》中文版编辑，写了《林语堂传》、《林家次女》等书。林语堂著作等身，但靠着林太乙的笔头，后世的读者才认识到一个生活中的鲜活的林语堂。
林语堂写过一副对联：“文章可幽默，做事须认真。”玉如偷偷在后面加上：“教女儿读书更要认真。”林语堂知道后笑了好久，不停地说：“好！好！”
他从不随便打骂孩子，而是把她们当成平等的生命。一次，家里来了客人，闹哄哄的，玉如睡不着，双腿在床上乱蹬，大吵大闹。翠凤忙着待客，没有时间照顾女儿，就打发语堂上楼看看。林语堂陪着女儿躺了一会，温柔地说：“睡不着没有关系，你以为11点很晚了吗？对大人来说，一点都不晚。你听，客人们还在楼下说笑呢。你不要着急，等一下就睡着了。”
到了能走能说的年纪，林语堂就领她们参加各项活动，他说，社会是个大学堂，除学校外，什么都应该见识见识。街上常常有浓妆艳抹的女人在黄包车上拉生意，小孩子不懂，问怎么回事。翠凤说，那是坏女人，过皮肉生涯的，末了加上一句，你们可千万不能学她们。林语堂却说，那些女人是因为穷，不得已，才过这种生活的，我们不能看不起她们。
参加文学聚会，林语堂也一手牵一个，一手抱一个。那时候，文人聚会都习惯“叫条子”。所谓“叫条子”，就是客人圈画妓院放在茶楼的花名册，叫人拿去，被叫的姑娘就会应约出场。语堂自己不圈，让孩子们圈。可他少不更事的宝贝千金懂什么，略小一点的连识字都不怎么会，多半是乱画一气。姑娘们来了，女孩子们就得意地说：“你们是我叫来的。”
林语堂写作的时候，像换了一个人，正儿八经的，廖翠凤都不敢入内打扰。但对女儿，他下了特赦令，允许她们胡闹。他说，只要没有字的地方，你们随便画。有些涂鸦之作，语堂觉得童趣盎然，就登在《论语》作小插图。
有一回，玉如问他：“爸爸，别人的爸爸都上班，你在干什么？”
“写作。”
“为什么写作？”
“因为我有话要说。”
“我也有话要说。”
林语堂望着女儿，顿了顿，没有说话。
过几天，玉如早把这事抛到九霄云外，唧唧喳喳地说今天搭车，车里好闷热，后来开窗淋了雨，觉得好舒服，似乎飞到天上去了。
林语堂突然说：“你还记不记得，那天你问我为什么写作，我说我有话要说，你说你也有话要说。”玉如茫然地点点头。语堂认真起来，“做作家，最要紧的就是对人，对四周的事物抱有刚出生孩婴儿一般的兴趣，要有自己的体悟和看法。要不然，谁会听你说？你看，你就不肯多听周妈的话！你说，今天在车上淋了雨，感觉很痛快，你何不把这样的感觉写下来？真的写下来了，就是好文章。”
玉如按作家父亲“说真话”的原则写了篇小作文，讲周末去“灌音”的事。“灌音”就是对着麦克风讲话，录在片子上，回家用留声机就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了。这很希奇，当然是她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兴趣浓厚的父亲所为。但是学校的先生